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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梅琼林《诗经》《楚辞》并称“诗骚”，作为中国上古时期诗歌的经典之作，中国诗史上两座并峙而立的高峰，它历来就是传统学术领域所研究阐释的热点学问———诗骚学。诗人闻一多以“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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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就闻一多新诗创作的研究已有了相当深入的水平,尤其《死水》、《红烛》两个诗集思想和艺术的分析。甚至诗人文学深层的影响方面,也有较为细致的论述。以闻一多的诗歌写作为对象,不孤立地论其诗和诗论的本身,而力求从一个较大的文化语境里,辨析闻一多在写诗、论诗、研究诗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思想、艺术、方法的悖论现象:纯美的诗与新格律的诗论;唯美的形式与意义的内容;贵族化的生活品位与平民化的人生追求;维多利亚的诗情与泱泱诗国的典雅繁缛等等。诗人创作的矛盾,也是诗人人格的矛盾。简单地将闻一多定为浪漫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诗人,难以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如同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战士的人生丰富经历,所负载的社会角色一样,不是某一个角度可以说明清楚的。选取文化的多元视角,侧重闻一多诗歌写作的文化价值取向,辨析这些现象形成的内在缘由,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关于诗人的新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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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新台》是篇千古名作。闻一多先生在《天问·释天》、《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等几篇力著中,对该诗的“籧篨”、“鸿”等词,进行了新的考订,为理解这诗的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在建功极伟。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自古迄今一直都未获得澄清。历代有关《诗经》的著作,包括今人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愈葵、唐莫尧两同志注译的《诗经全译》等书,都认为卫宣公娶儿媳为妻是件丑事,从而诗人要加以讽刺。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旧说,卫宣公为其世子伋娶妇于齐,听说齐女美好,宣公想要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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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雄踞《诗经》多半壁江山,两千余年来围绕它的解读争议最大最多,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国风》是否涉及情欲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情欲表达。汉儒以"美"、"刺"说诗,淡化乃至曲解《国风》之情欲表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前进一步,肯定《国风》写了情欲,同时依礼教对其表达的正当性加以批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解读派也肯定情欲表达,却否定《诗经》与礼教的关系,企图跳出儒家语境而以抒情诗和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国风》。本文回到传诗的原初语境,考察早期儒家所持的"《国风》好色"论,还原他们对待《国风》之情欲表达的基本立场,揭示《诗经》解释学中诗→欲→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证明:早期儒家看"欲"是自然论的,不涉及道德批判;这种自然的"欲"乃是"礼"之根源,对此"好色"之"欲"的诗学处理,使得《诗》的解释导向了"礼",从而形成教化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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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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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旧话题,新世纪伊始谈这一问题,是想说在20世纪学者们在交叉学科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古代文学有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依靠相邻学科的发展来完成的,对《诗经》、《楚辞》的解读人们运用了人类文化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闻一多先生在论述《诗经·ＮＢ０４Ｅ苡》时,从语言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角度阐述了这首诗的文化内涵,对《九歌》的阐释闻先生是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其研究方法给人们的启示非常深刻。陈寅恪先生的唐研究,“以诗证史”,进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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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6)
处在急剧变动的现代中国社会中的闻一多先生,以他诗人的创作热情、艺术敏感和学者的求知欲望,大量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种文艺思潮,并不懈地进行各种艺术试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无疑是个十分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研究课题。然而,在以政治地位排座次的现代美学现代文艺思潮的研究中,作为美学家的闻一多的身影被缩小或忽略了。俞兆平的《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下面简称《论稿》)一书的问世,打破了这种不平衡的研究格局,把闻一多丰富多姿的艺术生涯、学术建树中呈现出来的美学思想,第一次较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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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文学批评中,闻一多极力反对只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读古代文学典籍的非文学化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回归文学本体,应该“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深入挖掘文学的审美本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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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诗经》研究中的分类研究使情诗篇目被界定而清晰,呈现丰富的世情内容;再有,其字词训诂讲求读懂情感的隐语。还原初民生活现场;同时,闻一多凭其诗性想象力和述学语言鉴赏情诗的写与读;而因作者缺席、模糊,《诗经》情诗读法必须合乎文本整体逻辑性,“有效解释”需较大限度反映作者所处的语境。闻一多的《诗经》阐释与当前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形成参差对照,给情诗新读法以审慎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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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不仅是北宋前期的文坛泰斗，而且在《诗经》研究方面也很有创新精神，其《诗本义》结束了唐代以继承为主、汇总资料的《诗经》的研究方式，开创了有宋一代学贵发疑的《诗经》研究的新方式，并对明、清两代重视《诗经》本义的学者亦有相当的影响。其某些新见，对今天的《诗经》学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诗本义》是《诗经》研究史上一部不可忽视的重要《诗经》专著。《诗本义》的编纂方式与体例，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不同，它并没有对《诗经》的３０５篇诗歌加以系统地考证辨析，也不存录原诗，而是对《毛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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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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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至2001年连续五次举行的《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学者提交了127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来海外《诗经》研究的新动向和特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海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海外《诗经》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有:一、建立《诗经》研究的世界观念;二、重视《诗经》学的传统,包括历代对《诗序》和诗教的阐释;三、发掘《诗经》在当代精神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四、重视学术观点的系统性和前沿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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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自清称闻一多是抗战前唯一的爱国诗人。大家公认朱氏是严谨的学者,为什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众多的诗人中,只称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朱自清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妄下的,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从1935年到1947年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重复过类似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1935年8月写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说: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到了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陈说了这一判断的理由:“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待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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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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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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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是对历代诗经解释纷乱纠纷的一种描述。在历代《诗经》接受史上,伴随着《诗经》研究队伍的壮大的同时,虽然对词义难明的现象有个别定论,但在总体情况上来讲,诗无达诂的状态还在持续着,不过,也正是这种诗无达诂的存在,更加增加了诗经研究的神秘感与神圣感,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学者们虽知解经之难但却义无反顾潜心研究的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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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闻一多先生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这三者在闻先生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诗人时期的闻一多先生,面对祖国危殆,国土日蹙的现实,接受了“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洗礼,怀着振兴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宏愿,探索人生真谛的理想,写下了《红烛》和《死水》等诗集。这是诗人丰富的想象,炽热的诗情,宏伟的愿望凝聚的结晶,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