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国县政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学界对中国县政的研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第一批成果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学者们从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出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县政、民国时期的县政和建国后的县政作了逐步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我们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略论县政社会环境与县政系统互动的运作机理

开放性是县政系统生机盎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县政系统与县政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贯穿于县政治理活动的始终。县政系统与县政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越密切 ,对县政社会环境的变化越敏感 ,越善于接受县政社会环境的需求 ,它就越能提高自己的效能和适应能力     

县政改革的目标和路线图

县域经济发展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基础。从县级机构改革入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立场更加中立、更加理性,给整个政治体制带来的风险也最小。因此,县政改革最为可行。将县政自治作为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对县级人大、行政与司法系统进行综合改革,以新的权力来源实现县行政主官对一县政治经济和地方民众的真正负责。只有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县域上层建筑,即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     

干部管理视角下20世纪30年代广西县政干部训练研究

20世纪30年代广西当局训练了大批县政干部,虽然训练的组织形式和内容不断调整,但始终贯穿了如下特征：以思想认识训练为先导,注重行政法规训练,不断强化军事训练,具体施政训练方面贯彻“教”官施政的原则,训练的主导权由最高当局牢牢掌控,训练过程也是考核、选任或淘汰过程。这一时期的训练塑造了一批新型县政干部群体,增强了广西政权的凝聚力。这一效果的产生与系统的干部管理体系的运作、相对封闭状态下当局推动建立的良好社会政治氛围密不可分。     

县政改革创新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县政改革及其创新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极为重要。针对当前我国县政改革创新存在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和制度化转成等问题,我国县政改革要从"上下互动、左右制衡、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的改革思路出发。既要从纵向上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理清市县权力关系和县乡职能划分,实现市县平级分治,均衡发展;又要从横向上推进县级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既要每一项改革纳入整体的县政改革当中,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更要"协同推进",加强中央与基层、政府和社会、实践与制度的协同推进。     

县政改革是中国改革新的突破口

现阶段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遇到了诸如"没钱"、"没权"、"没人"、"没地"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结构的缺陷.发展县域经济,迫切需要以推进县政改革为突破口,着力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国民政府改革基层参政制度的努力与成效--以20世纪40年代四川县政议事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为例

中国的政治参与制度在清末初兴,至民国得到肯定并随着国民政府县政改制运动的推进而向基层社会扩展.但国民政府扩大政治参与之动议,并未允许或鼓励动员各政治力量参与政治进程,各地建立的县各级议事机关即民意机关,并未被赋予真正的民主职权,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普遍具有显著的行政化特征和辅助官治的效能,然而却在推进中央政令、促成地方行政一体化中有所作为.本文以20世纪40年代四川县政议事机构的设立与运作为例,一窥国民政府改革基层参政制度的努力与成效.     

晏阳初的平教运动及县政改革实验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平教会,在探索改造乡村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为维护知识分子人格的完善和保持学术研究及实验活动的独立自由,不受政府的制约,主张不接近或介入政权.然而,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晏阳初开始感觉到,欲将研究所得的成果推广出去,则非借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终于放弃了私人教育学术团体和纯学术研究的立场,走上了与政府合作的新阶段,甚至"钻入政治",在县政改革方面进行了探索.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