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的话语特质与传播机制——以传奇娱乐类小说为中心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文革"期间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现代启蒙色彩的小说,一类是传奇娱乐类的小说。从传抄的广泛程度来说,带有传奇娱乐色彩的手抄本小说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学意义。在"文革"的现实文化语境中,这类传奇娱乐类手抄本小说着意表现反特斗争,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叙事框架之下表达凶杀、恐怖、侦探等内容,着意渲染情节的刺激和气氛的恐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文革主流小说所匮乏的。从人物的塑造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品性要更远地游离于革命英雄人物的"纯粹"要求之外。"绣花鞋"和"梅花党"等故事的传抄和流行,显然与"文革"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文革"期间大众文化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就传播机制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通过人工抄写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有某种神秘色彩。同时,"文革"传奇娱乐类小说的流行,也是对文革压抑人性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僭越。     

解读“伤痕小说”的人性主题

"伤痕小说"主要是指控诉"文革"罪恶,揭露"文革"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身心造成创痛的小说.在"文革"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我们从惯常的"伤痕文学"主题出发,透视"文革"中被政治主题所掩盖的人性主题.即"伤痕小说"体现出的"文革"中的人性主题,即病态畸形的人性和健康优美的人性."文革"时期,由于"社会生活变得残酷无情,人性的水平日益下降".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     

明代世说体小说繁盛原因探析

"世说体"小说创作始自唐代,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沉寂状态后,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本文从<世说新语>文本的传播、明世说体小说创作目的、作者的功利目的、<世说新语>地位转变四个方面论述,试图探析世说体小说在明代繁盛的原因.     

中周"文革"小说与卡夫卡

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卡夫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革"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存在的荒诞性和存在的悖论的展现之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一种"冷酷"的文学风格的追随模仿之上,着力展示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革"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     

福克纳小说创作中的“吉诃德原则”

"吉诃德原则"是欧美小说创作中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诗学原则,它从小说主人公的"文学病"特征、现实环境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主人公的自我认知以及艺术效果的反讽等几个方面为<堂·吉诃德>以后的欧洲小说批评提供了基本原则和范式.而福克纳正是对这一原则进行创造性运用的重要美国现代作家.通过对福克纳小说创作思想、标准人物塑造以及叙事风格等几方面的审美考察,完全可以确证"吉诃德原则"在福克纳小说结构和审美构成方面所起的关键性诗学作用.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寡居者现象”

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寡居者现象"及其变体.张氏小说中描写的"寡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寡妇概念,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形式上婚姻的丧失,还直指人物内心爱情的缺失和人物心理上的病态以及人的自然欲求得不到实现的现实.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透漏出张爱玲对人生无爱、人性自私孤独的独到见解,也是其人生经历和心灵创伤在作品中的表现.     

身体经验“文革”记忆启蒙叙事——《兄弟》（上）、《后悔录》合论

本文认为,余华的<兄弟>(上)和东西的<后悔录>是以身体经验为中心书写"文革"记忆,所承续的依然是"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首先,文章通过<兄弟>(上)中偷窥、<后悔录>中围睹的情节,分析了"文革"时期普通中国人荒诞的身体经历.根据现在的身体经验,用带有夸张、反讽意味的调侃笔调描写身体可笑可悲的处境,以揭露"文革"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戒律压抑摧残人性的"罪恶",是两位作家共同的旨趣.其次,文章通过"文革"特殊的呈现方式,分析两位作家经由荒诞的身体经历进入"文革"政治的特殊途径.支撑"文革"政治的是其历史理性即阶级理性.余华和东西并不属于没有历史的失忆一代.在切己的身体经验中回忆"文革"政治如何渗入、控制身体,这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反思"文革".在阶级理性和道德戒律的支配下,运用政治化的身体修辞,性基本上被社会化或阶级化了,性关系基本上被革命友谊或阶级情义所取代.这无疑有其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最后,文章通过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传统的清理,对两部作品中启蒙因素的概括,分析了两位作家与这一传统的精神联系.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然而,他们的先锋或叛逆姿态遮蔽了这种精神联系.他们重视艺术而不反启蒙,并未抛弃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对人的认识,后现代的消解意义的文学游戏与他们无关.     

一种未完成的叙事状态的魅力——析《扶桑》叙事当中的第二人称

旨在分析严歌苓小说<扶桑>一文中第二人称采用的意义,以进一步拓宽"第二人称"叙述效果的研究,通过集中分析第二人称"你"在<扶桑>一文中的主要存在形态和由此构成的关于扶桑故事的三个文本,指出由第二人称构成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实质上是一种元小说技巧.由此形成一种处于对话状态的"未完成的叙事",极具现代意识,并直接指涉文学文本的未完成性.     

文革主流小说的发生学探源

文革主流小说的发生、发展过程,不能不受到文革现实形势的影响。文革主流小说的兴起,主要发生在1971年后,这中间既有政治现实的原因,也有文学形式自身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革主流小说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构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朝霞》是文革中最知名的文学刊物,受众非常之广,本文将拟以《朝霞》小说为例证,来论述文革小说在构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     

重新释读"五四"时期情爱小说 --兼论张资平及其情爱小说的历史评价

"五四"运动之际,情爱小说占小说的90%之多,在"五四"这个深刻的背景下,对情爱小说的反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意义当有充分的估计.时至今日,我们对情欲与文明关系的复杂表现、对情爱与文明进程的思考,在文学上仍远远不够.在大量再版那个时期的情爱小说的今天,我们对张资平、张爱玲到当代一批小说家在这方面的"一脉相承",当有一个清醒的也是全新的描述,这不独在文学创作上有打通"现代"与"当代"的"史"上的意义,更有现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