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农村外来农民工流动意愿和动因调查——以浙北两村外来农民工为例

以浙江省北部两个经济发达村外来农民工为例,对外来农民工选择到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而不是城市打工的动因及其在流入地农村的就业和生活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对外来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那里较高的工资收入水平和低生活成本、对外来农民工的较少歧视和良好的环境质量,是吸引外来农民工的主要拉力因素。     

新疆外来农民工权利救济机制现状及其缺陷分析

当前,新疆外来农民工因为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各种抗争方式,集中反映了新疆外来农民工权利救济机制的不足。新疆外来农民工自力救济的能力有限,再加上不了解或不懂得如何运用公力救济机制进行权利救济,以及采用公力救济机制成本过高等问题,最终导致其走上极端的私力救济之路。     

民工短缺还是制度短缺

从2004年初开始,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就纷纷告急,普遍缺工。今年春节过后,也没有像往年一样,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返城以及返回工厂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劳动力市场告急的不仅仅是技术工,而且包括普通工人——普通农民都可以承担的角色。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调查统计,目前广东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目前缺口约40万;东莞最近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大量农民工纷纷离厂,使众多企业的生产顿陷困窘。今年春节以来,流入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     

外来务工者的权利平等与政府的责任——宁波外来农民工权利平等实证考察

"农民工"是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分析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权利平等问题,揭示他们利益受损的制度原因、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寻找有效的、快捷的路径,对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维护外来农民工的权利平等问题上,地方政府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制度安排、权利平等、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方面更多地作出改进.     

市场转型中的农民工和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中心制度,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发生重大变化领域之一,劳动合同研究对于农民工权益保护这个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田野调查为依据,从企业组织设计和国家制度安排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不对称的雇用契约向家长福利制、指标性契约、规范性契约等三种新的雇用契约变化。最后,文章提出了建设稳定和谐的劳资新秩序必须塑造劳动合同的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约束机制等若干政策建议。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文化自觉: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

内害提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他们在生活方式、心理态度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娱乐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内容趋向多元、观念愈加开放.文章基于对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在探讨新老两代农民工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乡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凭借更为敏锐的文化自觉,正在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新的路径融入城市.但这仍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农民工工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调查

妇女的发展程度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中的弱势。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男女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收入低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94%,女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36%。通过控制人口等变量特征,发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或小时工资都比男性农民工低20%以上。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发现男女农民工在收入上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总工龄、工种对性别工资的影响显著;性别工资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3/4左右,农民工的工资可能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农民工"同乡聚居"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外来农民工的"同乡聚居"问题已日渐突出.而具有综合视角的社会工作专业以其特有的工作目标、价值理念和专业方法,对于聚居问题的介入是有效的.因此,本研究拟在对农民工"同乡聚居"实证调研的基础之上,针对"同乡聚居"现象的负面效应,探讨了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农民工"同乡聚居"问题时可采用的工作模式,从而为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外来民工聚居现象的解决提供更为科学、人本的实践指导.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调研

就沿海某市699名外来务工农民的劳动合同问题、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问题、劳动安全卫生问题、健康问题和失业问题展开调研,以揭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普遍共性,并就该地区农民工问题的特殊性进行分析,以期寻求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路径。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考察并比较了不同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合。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与理论阐释

"社会融合"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没有达成一致认同、模糊不清的概念。维度标准划分的多元性、交叉性,导致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表述也存在界定模糊、缺乏针对性等缺陷。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社会融合"概念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选用"城市融合"来描述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过程更为贴切、合理、有针对性;保留自身一些良好的传统秉性,同时也积极适应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合理道路;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     

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比较研究

作为城市移民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是关系城市发展的重要群体。本文使用"上海市新白领"调查数据和"长三角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从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住房、教育等方面对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发现:高学历对新白领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本地人交往的程度越深,留城意愿越强烈;对新白领而言,本地化身份认同感越强,留城意愿越大。住房(购房状况、购房意愿、购房可能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拥有住房、打算在本地购房、购房可能性越高的新白领、新生代农民工,其留城意愿越强烈。     

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影响

依据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分匹配的系统性样本选择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应用Horvitz-Thompson估计量度量长期劳动合同和短期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影响。研究表明,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将导致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分别提高20.29%和11.76%,签订短期劳动合同将导致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分别提高10.86%和5.48%。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劳动报酬水平提高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缘于劳动合同有助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缘于劳动合同有助于农民工社会保障享有率的提高。因此,政府部门督促企业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将会明显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有助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和社会保障状况的改善,进而有助于农民工劳动报酬水平的提升。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从边缘到共生——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解读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寻求非农活动,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处于边缘地位。我国应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平等就业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现实效度分析——基于8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的不同,这类群体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具有较大差异,并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状况作为分析要点,通过对8个城市1803名农民工的详细分析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纵向提升维度和横向排斥维度方面均具有更为优势的就业保障能力;(2)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优势在各个区域的调查中均有普遍的呈现;(3)就业保障能力的提高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坚持和对社会资本因素的重视。我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能力,减少其排斥水平,并在注重人力资本培训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其社会资本的培育。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

关于农民、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传媒及政府政策研讨的热门话题,2011—2015年实施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在城镇化管理部分专门提到了农业转移人口如何逐步转为城镇居民的问题。所以,农民、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或社会融入,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以笔者组织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9—2010年在广州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外来农民工所遇到的不融入问题、农转非人员遇到的半融入问题,同时针对这两个不同社会群体所遇到的不同社会问题,在政府的制度设计上提出具体的社会对策。     

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研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其整体竞争力不强,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城市的要求,珠江三角洲必须大力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化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对策.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