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传统文化心理与谣言传播中的公众态度和行为

发生在中国的谣言传播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同时谣言传播中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也与特定的传统文化相联系,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本文拟从民间信仰、"官本位"心理、"面子"观念和"重义轻利"心理等几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对谣言传播中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并提出规避其负面影响的相关策略。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Kermack-Mckendrick模型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类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根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的阈值特征和类型特征,运用Kermack-Mckendrick传染病模型,构建了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模型,分析了信息传播(尤其是谣言传播)的特征,以及政府采取信息控制措施如何影响事态演化规律,最后,结合“杞人忧钴”事件进行了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算例分析。研究表明,在谣言的自身传播过程中,谣言传播者的人数先单调增加,达到一个最大值,然后单调减少并趋于零;地方政府对谣言传播施加有效的控制措施,能够降低谣言传播的最大阈值,促使事态尽快收敛。     

传媒视野下网络谣言传播主体研究

谣言,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又被称为社会中的阴影传播,体现的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内容的不对称.在互联网媒体中,谣言,得益于新的传播平台和技术的运用,犹如增添了一双翅膀,其传播的速度、覆盖的范围,甚至对社会舆论的影响,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将结合近年来的诸多案例,对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进行相关的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在网络空间的呈现、演变及其治理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移动社交媒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2019年底至2020年初,COVID-19于武汉爆发,谣言与疫情齐飞。本文以武汉“封城”1个月为时间段,以新浪微博手机客户端的“疫情辟谣”为取样来源,采用混合研究法,考察疫情谣言在国内社交媒体的生产、流通/传播、消费/接受的情况,重点关注谣言的时空分布、建构方式、传播特点以及辟谣路径,探求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社会心理和现实环境,以期深化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的研究。     

试论传播机体中的谣言扩散

"传播机体论"在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应势而出,它建立在媒介系统依赖论的基础之上,旨在以一个具体而宽广的框架解释21世纪的传播环境。提出在"传播机体"中考察谣言扩散,实际上是将谣言置于整个传播生态的背景中。通过对"传播机体论"的理论叙述,分析谣言在传播机体中的扩散原因、生存条件、交流机制等特性,引导谣言在传播机体的扩散过程中发挥正功能效用,既消解人们对谣言的贬义化认知,又推动传播机体健康有序地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研究综述

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筛选出与“新冠”“谣言”“传言”“流言”“谎言”“舆情”相关的北大核心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163篇,梳理总结文献中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结果表明,国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谣言传播基础理论、谣言传播模式及影响因素、谣言传播治理策略。但目前研究还存在学科分布不均、传播危害研究不足、治理对策与现实脱节等问题,下一步的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理论视角,全面认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内在逻辑;深化对谣言传播危害认识的研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基于互联网技术,研究建立快速有效、覆盖范围广、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谣言识别和传播治理机制。     

“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最近30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传播研究:信息、渠道与受众

媒体融合的高速发展给中国老年人的信息传播生态带来了极大挑战,引发了老年信息传播中谣言肆虐的社会问题,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正常的公共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基于中国老龄化趋势下的谣言传播现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形式采集谣言易感老年群体相关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是由谣言的信息特征、谣言在老年受众中的传播渠道和谣言易感老年受众的特性三方面传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科学有效地治理谣言,需综合考虑三方面传播要素。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

网络既可能是谣言的温床,同时也是辟谣的有效工具,单纯地把网络当成谣言的“罪魁祸首”或把之誉为谣言的“自我净化器”,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思维。人民网研究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网络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同,科普类谣言自我净化能力最强,涉官、涉警、涉富之类的谣言往往是越讨论越极端;涉及公共安全类的谣言,网络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能力,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因而属于“可控型谣言”。从几则“可控型谣言”案例分析后发现,如果谣言漏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指出,政府能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有可能实现。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分析及控制策略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纵观近年来处置网络谣言危机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谣言时缺乏敏感度和预警性,缺乏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主动性,缺乏总结反恩和持续关注,不仅影响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顺利解决,甚至是激化了矛盾,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针对网络谣言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网络谣言控制策略,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控制。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模因论视角下的谣言传播机制研究

谣言是被人们捏造出来的缺乏事实依据、并通过一定手段在公共媒体推动与传播的言论,在社会交际之中属于一种另类流行语.文章从模因论的角度出发,尝试性探讨在言语交际中谣言的模因传播机制,提出谣言信息散发需要经过输入理解、简化模仿、强化复制和流布输出等四个运行过程,才可能成为盛传一时的谣言模因.     

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其治理

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在社会泄愤事件中,谣言填补了因权威信息缺失而造成的信息真空、谣言的刺激性和离奇性满足了受传者精神需求,谣言歪曲了事实真相,产生了轰动效应,催生了群体性思维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助推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升级和蔓延。为了防止谣言的传播,必须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增加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供给渠道,提高表达的效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同时,依法对谣言违法犯罪进行打击。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不满宣泄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与逻辑

在不满宣泄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偶合人群业已存在的某种或某些不满情绪是基本前提,某个具体纠纷充当的导火索是必备中介,谣言、带头言行等动员因素是重要推手。导火索自身所具有的内聚力以及偶合人群对其所作的符号化认知解读,使其能够触发不满情绪;而附着于导火索之上的谣言以及匿名、从众心理等作用下的带头和效仿言行,则进一步推动着不满情绪通过非理性群体行动宣泄出来。治理不满宣泄型群体性事件,应着力增强社会成员的公平感、建立“安全阀”机制,注重小纠纷的快速有效解决,消减破坏性动员因素、解决“法不责众”问题。     

腐败流言的传播规律探析

着重对腐败流言的典型显现、传播特点、生成原因及应对机制进行分析。腐败流言有其两面性,其负面作用甚大。只有采取有效措施,铲除流言滋生的土壤,或及时有效地切断腐败流言传播的途径,才能避免出现因腐败流言大面积传播而导致的人心不稳、社会凝聚力下降甚至社会动荡。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论突发事件管理中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公民知情权、有效地遏制谣言传播及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信源角色缺失,缺乏法律制度支持,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缺少统一管理机构,信息管理体系也不够完善,而且媒体在信息公开中存在着角色的错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引导媒体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发挥政府的信源角色功能,同时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