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孤鸿词”

近代学者王国维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学小言》中,于高度评价屈、陶、李、杜之后,赞扬苏东坡:“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诗的发展,确实沿着摒弃道学教条的束缚,抒     

“以诗为词”析——兼评苏词对词体革新的意义

苏轼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位杰出的大家,他以豪放俊爽的词风出现于纤巧轻靡之风盛行的词坛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题酒边词》),使读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他高举革新的大旗,开拓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词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后来的论者对苏词,每有微词,如与他同时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及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再如《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说:“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     

东坡乐府的个性特征

“辞,达而已矣”这句话,出自于《论语》,本意是说:言辞只求足以达意便算了。而苏轼对辞达的理解,则在他自己艺术实践中有新的体会,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里提出,辞的表达是意,作者做到“辞达”,首先是摆脱任何偏见的束缚,使作品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表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万千世界变化无定的物象中,表现事物的本质。苏轼对词的创作,也同样体现出他对诗、画、散文的创作中的艺术观念,因而在《东坡乐府》的创作中,充分呈现了苏词的个性美。     

论东坡诗的“新”和“妙”

东坡《题吴道子画》云:“立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钟书先生认为这两句话概括了东坡诗的理论和实践,并对此二语作了精辞的阐述。(《宋诗选注》)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论东坡诗的“新”与“妙”究竟当如何理解。“苏子瞻以新”(《后山诗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连不赞成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东坡诗“新”。如元遗山《论诗绝句》:“苏门若有功臣在,肯放公诗百态新?”元遗山的意见,后人颇多异议。赵翼《瓯北诗话》云:“若反以新为嫌”,难道诗人只应该“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新”正是诗的需要,文学是要不断创新的。而且,“新岂易言?意未经人道,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新正以此耳”     

注释杂记

清戴震有几句话是很著名的：“经之至老，道也；所以明道，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由文字以通手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造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然而他在《毛诗补传序》中又反过来说：“余私调《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批评说：“戴氏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初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     

苏轼笔下的龙卷风

苏轼《东坡志林》卷三记有若干“异事”,其中《池鱼踊起》一则是这样的:“眉州人任达为余言:少时,见人家畜数百鱼深池中。沿池砖(秋瓦),四周皆房舍,环绕方丈间。凡三十余年,日加长。一日,天睛无雷,池中忽发大声如风雨,鱼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池鱼踊起的原因是什么呢?东坡先生写道:“达云:‘旧说不以神守,则为蛟龙所取,此殆是尔’。”东坡先生不同意任达的看法,他写道:“余以为蛟龙必因风雨,疑此鱼圈局三十余年,日有腾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达,理自然尔。”     

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关于杜甫由秦陇入蜀路线的质疑

公元七五九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是杜甫一生最困苦的一年,也是他诗歌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继《三吏》、《三别》之后,杜甫又创作了独具特色的陇右诗作。诗人在饱经战乱、颠沛流离、间关秦陇之际,挥如椽巨笔,蘸满腔激情,写下了诸如《秦州杂咏二十首》、《同谷七歌》、《陇右纪行诗》等大量脍炙人口,传之不朽的陇右诗作,从而开拓了他诗歌创作的新领域,正如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指出的:“在杜甫的一生,七五九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可以说,没有陇右之行,就没有陇右诗作,也就没有他在成都乃至晚年在夔州等地的光辉诗篇。因而,陇右诗作是诗人前期和后期诗歌创作的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扞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扦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后村同调。     

东坡词的抒情性

<正>苏轼对词的开拓与创新在于他的“以诗入词”。刘熙载《艺概》卷四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而传统的看法是诗言志、词言情。王若虚《滹南诗话》引晁无咎语:“眉山公之词短于情”。东坡词是否真的“短于情”呢?深入分析苏轼的词作,可以看出其词具有很强的抒情性。 先看苏轼豪放词的抒情特色。《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于苏轼政治生涯的最低潮——被贬黄州时期。作者有感于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向往那些大有作为的古之豪杰,于是在游赤壁后借景抒怀,写下了这首抒情言志的千古佳作。词的一开头描绘古战场的壮观景色,为全词奠定了豪放的基调,然后再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二句从上阕的写景过渡到下阕的写人。作者热情赞美、向往“雄姿英发”的周瑜及其千古英雄伟绩。这是有感而发的,折射出自己功业未就的感慨。从“故国神游”而下,更是正面抒发自己的感叹,流露出较为低沉的情调,这显然是出自作者内心深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情怀。     

林逋诗中的愤世思想

林迪(967——1028),有《和靖诗集》四卷,《宋史》入隐逸传。他在文学史人是占有席位的诗人。 诗坛对他的传统评论是:隐逸诗人,诗风平淡,“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 与他同时代稍后的梅尧臣,在他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中云:其顺物玩情之为诗,则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平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其趣向博远,寄适于诗尔。 《四库提要》云:其诗澄澹高远,如其为人。 《辞海》亦云:其诗风格淡远,内容大都反映他的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     

从词论看诗词风格之差异

同属金属类,金银铜铁各有自己的硬度。同属韵文类,诗和词之间也存在着风格上的一定差异。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值得研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2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杜应行《于湖词序》亦谓:“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才之难全也。”显然,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东坡的词,少游的诗,都是“出格”的东西——正规的作品应该是:诗象诗,词象词;诗不能象词,词也不该象诗;诗风和词风是应该有一定的区别的。     

曹植诗歌艺术渊源粗探

一诗人曹植,以其乐府和五言诗作擅雄于建安。如果说建安诗歌曾经在中国诗史上写有辉煌的一页,那么曹植便是那个“俊才云蒸”的大时代最负盛名的歌者;如果说建安诗人曾经承受先秦两汉文学源流溉泽,那么这种渊源脉络当在“建安之杰”曹植的诗歌作品中体现得最为清晰。曹植诗歌的艺术渊源首先应追溯到《诗经》,其诗源出风雅。他在编纂少年时代作品所写的《前自录序》中表露了倾慕、效法《诗三百》的心意:“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素质也如秋莲,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和陶潜一样,他也仿效《诗经》写过一些四言     

《吴江岸》非东坡所作

“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此首《吴江岸》自明成化刊《东坡七集·续集》以来,皆载入东坡诗集,实际非东坡所作也。因此诗最早见载于《苏学士文集》。而苏舜钦长于东坡29岁,其卒后四年,即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亲自整理编定《苏学士文集》十卷,明载此诗,而此时,东坡亦不过十五岁左右。又南宋吴兴施元之于乾道八年(1171)三衢本《苏学士文集》十五卷,亦明载此诗,而其后与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则不载。又考舜钦行实、诗文,与此诗契合,其遭遇进奏院冤狱革职为民索居吴中,而吴江岸为其经常晓游之地,其诗作中多有描述吴江岸者,与此诗,无论就内容、语言     

关于汉语词义和语源的几个问题(续完)

五、杨树达的语源学研究王引之父子以语音为准发现了同音假借的规律,摸索出一条透过汉字推求词及词义的路子.但是他还没有明确提出词本义和词源研究的任务.明确提出这一任务的,可以杨树达先生为代表.杨氏在《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一书中说:“欧洲人谓之Etymology,所谓语源学也.盖语根既明,则由根以及干,由干以及枝叶,纲举而万目张,领挈而全裘振,于是训诂之学可以得一统宗,清朝一代极盛之小学可以得一结束.”他又说:“近世一般人颇感于旧字典之不完,而欲为编篡.余观西方之字典,即极寻常之种类,亦必附有语源,备人寻检.今之欲编新式字典者,附载语源乎?抑不载乎?……吾意必语根研究明白,而后始有真正之新式完备字典之可言.”     

白居易自我调节机制的实现

白居易的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特别是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大力提倡写讽喻诗,更是广为人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提出以上主张的《与元九书》之前,白氏写下《秦中吟》、《新乐府》、《观刈麦》等大量讽喻诗,而此论一出,     

“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只是体律造语的一纲吗?——与钱志熙先生商榷

近读《文史知识》1999年第10期钱志熙先生《黄庭坚的诗学理论》一文,深为其学术眼光之独到、理论分析之精辟而折服。然而,该文就“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这一概念的辨析却不能尽如人意,窃以为钱先生对其所引黄氏《次韵杨明叔四首》诗序一段话之读解有失允当。原序云: 庭坚老懒衰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 战百胜,如孙吴之兵……公眉人乡先生之妙语震曜一世.我昔从公得之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 钱文以为,“这里容易误解的是‘试举一纲而张万目’这句话,‘一纲’的‘纲’是针对‘体律’造句而言的,即‘以俗为雅’等8字只是体律造语的一纲,并不是为诗的全部宗旨”。笔者以为,就晚年黄庭坚来说,因“多年不作诗”而“忘其体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仅仅是一种托辞而已,只是他晚年已不再只是追求“体律”故而不愿多谈,却巧妙地导之以东坡之言罢了。否则,他又何必郑重其事地“以此事相付”呢?     

论闻一多诗歌的色彩美

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是他在中国新诗创作上的创新之一。本文试从闻一多诗歌传统物象的纯色之美、自然与现实的色彩对比之美和理想生活中的色彩斑斓之美三方面探讨闻一多先生一生追求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生命色彩的美。色彩虽有不同,但闻一多先生“美的精神”永恒。     

严羽“妙悟”说探微

<正> 一无论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钟嵘的《诗品》,都是在与时尚风行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为了回答理论和创作提出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严羽“妙悟”说的提出也是如此。两宋诗坛诚如严羽所批评:“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看到何处”(《沦浪诗话:诗辩》,以下凡引此书不再作注)。正是在这“诗道之重不幸”的     

纪念我的老师顾随羡季先生(下)——谈羡季先生诗作与剧作之成就

三、先生前后二期诗作之简介至于先生之诗作,则可以分别为前后二期言之.前期之作,自以收入于《苦水诗存》中之八十四首为代表,后期之作则未曾加以收编,今所辑录,乃仅就先生当日在课堂中所偶然引举之作品,以及先生致友人及学生之书信中之所写作者抄存所得,约计共有一百首左右.先生自己对早期之诗作颇不满意,在其《苦水诗存》之《自叙》中,先生曾自云“余之不能诗,自知甚审,友人亦多以余诗不如词为言.”且曾引述其稚弟六吉之语,以为所作诗“未能跳出前人窠臼”.盖先生之词作无论在修辞及意境方面,皆极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充满活泼之生命感,而先生早期之诗作则往往不免有两种缺憾:或者过于用心着力有意模仿古人而少生动之气韵,或者虽有生动之气韵而又往往失之靡弱有近于词之处.如其《夜读山谷诗》一首七律之中二联;“江南塞北同一月,万古千秋只此身.试遣泥牛入大海,从知野马是微尘”,即为有心模拟江西特派之作品,可为前一类之代表;又如其《从今》一首七律之颈联:“逝水诏诏非去日.横空冉冉爱痴云” 一句.清新婉丽气韵生动,然而却不免稍嫌磨弱,可以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