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影响的因素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民间投资或非政府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社会民间投资如何改善,将从根本上决定着全社会投资的问题和规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投资的作用,除了均衡社会投资总量,调节社会投资结构之外,还应注重关于为社会民间投资创造投资环境,激活社会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资本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因此,如何界定社会民间投资和政府的投资范围,为民间投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缩小政府规模是一个难题?

专项转移支付会使得地方的支出规模急剧上升,人均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00元,会使得当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上升2个百分点。不仅如此,专项转移支付还会使得人员规模上升,人均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00元,会使得每万人机关人数增加1人。     

寻求我国GDP对FDI的最优依存度与FDI最优规模——基于1980~003年我国GDP与FDI非线性动力系统的研究

我国FDI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究的问题,FDI与GD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已是普遍的结论。然而,本质上FDI与GDP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略去非线性关系,用线性模型还不能深刻揭示FDI对GDP增长的作用。本文应用韩得瑞(Hendry)倡导的“一般到特殊”方法建立了我国GDP—FDI非线性动力系统(CG-FNLDS)模型,其表明,我国GDP与FDI是相互推动的,但由于FDI内部发生阻塞现象,FDI具有增长极限。CG-FNLDS相图中具有一个稳定的结点吸引子,FDI最优规模为1116亿美元,最优的FDI/GDP值为2.95%,因而,目前进入我国的FDI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难以超过GDP速度增长,CG-FNLDS向结点运动过程正是其自我调节过程。进一步对CG-FNLDS进行最优控制时,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从长远上我国还是要趁早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我国GDP自主增长后劲。     

提升政府信用 优化投资环境 开创招商引资的新局面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同时,信用环境也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信用就等于失去市场.而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中,政府信用又处在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过去那种依靠政府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招商软环境的方式,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已越来越小,如何大力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杜绝政策体制上朝令夕改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已成为招商引资能否获得最终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政府招商最大的诚信所在.     

FDI对我国国内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回归模型,利用我国1983-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分析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效应,以及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投资的效应。实证分析得到:在总体上,FDI会挤入我国的国内投资,这与FDI进入我国的模式,产业以及中国的竞争环境有关;就不同所有制而言,FDI会挤入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的国内投资,对个体企业的国内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政府政策的倾向性以及个体企业本身的不足相关的。     

财政关系改革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文章以当前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基于中国32个省级行政区域（以下简称省区,港澳台地区除外）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关系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税收分权、纵向财政平衡度和GDP增长率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显著的负效应。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国内财政关系现状,从税收分成比例调整、税收制度优化和理顺央地财政关系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财政分权改革的政策建议。     

政府投资的区域差异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甚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投资的区域差异性。由此推断合理安排投资的地区分布,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地域上得到合理安排和落实,逐步缩小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国际资本的流入结构和政府间FDI的激励竞争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变化,FDI取代银行贷款和官方资本流入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外部金融资源。发展中国家纷纷运用财政和金融等政策激励乃至规制变革等手段,互相竞争以激励FDI的流入。它们相信FDI不仅会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为引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时,FDI较低的波动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危机的威胁或在危机爆发时降低危机的破坏性。而经验研究表明:国际资本的流入构成与引资国政府FDI激励政策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一国的政府治理效率可能更为重要。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一国政府若希望改善其国际资本的流入结构,应关注政府间FDI内流的激励竞争的底线和相互协调,同时应对本国经济特质及政府治理效率予以足够关注。     

服务型政府与政府适度规模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服务型政府的特征要求有一定的政府规模与之相适应。服务型政府与政府适度规模存在很大的相关性。本文首先阐释了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特征以及政府规模和政府适度规模的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和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服务型政府与政府适度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并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下保持政府适度规模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

本文在澄清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冲击的一般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3阶段序贯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冲击。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行政查处力度来有效遏制投资过热,但面临着力度不够则调控效果不佳,力度太大则经济“硬着陆”的两难困境。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策略

现实表明，越是不发达地区，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情就越高，声势就越大，这是因为当地市场机制作用的相对微弱，政府职能相对强化，迫切追赶发达地区、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十分强烈。如2004年初，中部某省组织去广东香港等地招商，要求各市县组织参加，浩荡数千人，费资数千万。     

企业规模、市场能力与FDI地区聚集——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

外资企业的规模异质性决定了对外投资的市场能力差异,例如市场竞争能力、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博弈能力等,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对待聚集定位的倾向由此发生分化,从而形成FDI地区聚集的规模效应。本文以江苏省IT产业中的台资企业样本对该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论表明,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上的局限,对外投资的空间聚集特征更为明显,大型跨国公司往往是FDI聚集的始作俑者,而不是单纯的聚集跟随者,对外投资的聚集倾向相对较弱,甚至有可能做出避开竞争者聚集区的定位决策。大企业聚集对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在早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中小企业聚集的吸引力只在产业配套能力形成以后才开始发挥作用。     

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审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避免。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风险具有特殊性,因此有必要研究和探讨,本文通过对法律法规、理论资料进行梳理,以及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践案例分析,对影响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风险的因素进行归纳与提炼,并研究其影响路径。     

我国政府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基于四万亿政府投资的分析

所谓政府投资,主要是指一级政府利用政府财力所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也包括一级政府利用其下属部门,最终依托财政担保而进行融资后开展的投资活动。在阐释政府投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以四万亿政府投资为切入点,论述我国政府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和金字塔层级对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现象,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与投资不足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本文研究从投资视角为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中金字塔结构的研究,并为改革政企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规模经济转移支付与政府规模——基于陕西省分县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分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许多县域行政划分存在着规模经济现象,且尚有改进空间;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成为推动县级政府规模扩张的一个主要因素,越贫困的省份越是依赖这种路径来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扩大县域人口规模和完善分税制改革双管齐下,有利于减少政府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