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异十六维”与“行为八模式”──柳青人格综论(上)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点，以文学、社会学、人格心理学理论为触媒，对作家柳青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求异思维和人格行为模式作以较为详尽的探讨，以便多方位、多层面勾勒出他的完整的人格形象。     

“求异十六维”与“行为八模式”──柳青人格综论(下)

柳青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较多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注意了其文学家的一面，对他作为出色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一面却失之未顾，因而不能全面科学地展示其人格本质。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点，以文学、社会学、人格心理学理论为触媒，对这位作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求异思维（姑且称“求异十六维”）和人格行为模式（姑且称“行为八模式”）作以较为详尽的探讨，以企勾勒出他的完整的人格形象。     

从“红色”的表达看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地域性

由于英汉两个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两个民族的人们对各种颜色在视觉上和心理上所产生的联想和象征的意义显现出较明显的差异。为了更好地了解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本文以“红色”为例,分析其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不同联想意义,探求其社会文化历史根源,指导英语学习和翻译实践。     

“搓麻”行为是否应完全纳入政府治理的范畴？——基于南充地区的分析

“搓麻”现象在我国随处可见,随着这一现象的兴起,很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顾虑,认为“麻将风”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本文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以“搓麻”行为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并对采集数据利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搓麻”行为普遍存在,缘于公民更多地将其定义为一种娱乐方式,将麻将作为消遣时间的一种工具;（2）“搓麻”行为对公民生活的影响并没有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般恶劣;（3）绝大部分公民能够理性地在“搓麻”行为与正常生活间做出选择。由此得出结论：“搓麻”行为大众化不是一个性质恶劣的社会问题,不应完全纳入政府治理的范畴。政府对“搓麻”行为的治理,除非民众将“搓麻”行为作为赌博方式,触犯了如“赌博罪”等刑法罪名,否则政府不宜加以干涉。     

房价何以对政府调控“免疫”

政府三年的房地产调控,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房价仍然一路飙升。自2006年开始,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更是频出,包括提高贷款利率抑制住房消费信贷的国六条,以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为主调的国十五条,外资限炒令等一系列措施,但房价似乎对这些措施免疫,仍逆风飞扬。多年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效果甚微?     

社会治理重“破题”服务居民重“便捷”

老小区停车难,违章搭建屡拆屡建,大学生找不到实习岗位,留守老人缺乏关爱……种种民生问题,看似鸡毛蒜皮,实则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未来发展密不可分。社会建设,只有坚持方法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惠及民生。近年来,上海市浦东新区通过创新思维方式,解决了包括养老、停车难、公益服务等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难题,并且成为可复制的“样本”。     

发挥社居委功能需落实“三有”措施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心”一个门 解民难心事

为让居民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进一道门、少找一个人’,帮助解决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化解不稳定因素,更好地服务于民,山东省青岛市李沦区兴华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结合辖区实际,启动了“社情民意收集受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通过快捷、便利、全方位的服务,化解群众矛盾,理顺群众情绪,解决群众困难,在为民办实事、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取得新成效。     

论政府行为与“空心投资”——我国银企不良债务关系形成的原因探讨

银行体系中不良资产过大与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相配合,构成我国近年来银企之间债务关系扭曲的基本格局。关于银企之间债务关系扭曲原因的形成及其整治,金融界和学术界多从规范银行行为和企业行为方面展开讨论,这固然重要,但根本的还是政府行为的规范问题,即银企债务关系扭曲的背后,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行为的严重扭曲,最终结果是形成了大量没有供给保证的超规模贷款,或者叫做“空心投资”     

“个人私利的战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道德图景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市民社会"是精神发展的中介环节,既非真实的历史社会形态,亦非道德学意义上的完美社会,其本质上是"个人私利的战场"。市民社会所塑造的道德图景是分裂的"伦理上蜕化的景象",它将原本在"伦理世界"中统一起来的个体与实体分离开来,从而使得伦理生活方式"从实体出发"走向"集合并列",个体主义伦理、契约伦理与制度伦理等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建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伦理形态就是各种道德价值糅杂而成的混合体,彼此竞相为之提供道德基础而又互为犄角,这样拼接起来的现代性社会注定就只能是"一幅个体化了的冲突图景"。黑格尔的这一思维路径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伦理形态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     

“娃娃楼长”这事不简单——说说“娃娃楼长”

孩子一旦进入并管理大人的世界,肯定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声音,多是以大人的思维方式去质疑此类活动的社会价值。“娃娃楼长”的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裕园社区已经坚持了7年,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同和支持,这就是“娃娃楼长”成功实践的一例。     

“中心”一个门 解民难心事

为让居民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进一道门、少找一个人",帮助解决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化解不稳定因素,更好地服务于民,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兴华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结合辖区实际,启动了"社情民意收集受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通过快捷、便利、全方位的服务,化解群众矛盾,理顺群众情绪,解决群众困难,在为民办实事、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取     

“人人社区共同体” 深耕基层治理“责任田”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引人社会治理领域,明确政府与民众在建设社会共同体时的双向权利与责任,居民个人、社会组织的责任必须强化。     

治理社区管理“断层”的五大偏方

目前,社区日益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但是在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工矿企业所在地、新建住宅区依然存在为民服务的“盲区”、社区管理的“断层”,需引起重视。     

儒家“天人合一”观之价值意蕴的多重性

传统命题总是需要从时代角度,给予不断地重新挖掘和阐释而发现其“活”的精神。通过对“天”的破解和天人相“合”之条理与层面的梳理,可以揭示传统儒家“天人合一”观所隐涵的和合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心灵三大基本关系中形成的和谐的生态伦理价值、至善的社会道德价值和圆满的人生境界价值,从而能够为现代人揭开“天人合一”观古典、神秘的面纱把握其多重性价值意蕴,并藉此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基本精神与理论特质。     

以“六抓”夯实“三无”社区创建基础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化解不和谐因素。信访工作要承担起这项任务，力求把一些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把绝大多数矛盾和向题化解在基层。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认真解决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争议、涉法涉诉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东南大学“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批准成立并开始运行

<正>2014年3月,东南大学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由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并开始运行。该中心由东南大学牵头,协同江苏省委宣传部、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它由3位院士(其中1人为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4位长江学者,4位国家教学名师,共70多位著名专家     

尼克松政府“家庭援助计划”的失败原因探析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为了克服美国家庭福利制度的弊端,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家庭援助计划".该计划以负所得税理论为依据,以现金支付为手段,以接受工作培训为条件,对福利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由于计划威胁到南部和东部权势集团和一些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终在参议院阶段遭到否决.但是这一改革的思路被后来的福利立法所继承.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王时浩：文明社区实践贵在因地制宜，贵在“特色”

近年来,创建文明社区,提高社区居民素质、社区文明程度和群众生活质量,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创建文明社区活动在各地蓬勃兴起迅速拓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总的看来,这项工作还处在发     

社会福利制度中的“政府购买服务”

人民调解员李琴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成功创办工作室。街道每年向工作室提供经费12万元,工作室为街道调解40%的居民纠纷,成功率要在95%以上。就这样,工作室的员工以“1/5的公务员待遇和专业化的操作”,把绝大多数民间矛盾化解在基层,促进了社区的和谐。虽然事情不大,但意义深远。(报道详见本刊2月下)据悉,上海市近年来还在交通协管、河道保洁、绿化维护、社区养老等十多种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的岗位,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机构“购买”,这种新型的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已经使十多万就业困难人群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政府把大量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机关中剥离出来,转移给社会服务机构或中介机构,使公共服务更加专业化,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效率。这种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正在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政府购买服务”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服务,本文就此做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