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现代化与法律素质的培养

任何先进的制度都是由人来实行的。对于司法的现代化也是一样,只有人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地实现司法的现代化。提高法律人的法律素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也是实现司法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提高法律素质可以通过法律专业的高等教育阶段、司法考试阶段、法官任职前的培训阶段和法官任职后的继续教育阶段等四个阶段来实现。     

我国群体性事件法律解决机制的经济分析

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群体性事件法律解决机制的立法、执法、司法3个阶段。指出立法阶段应避免易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立法;执法阶段宜形成重复博弈、重视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区分刚性或弹性需求来决定严格或宽松执法、增加群体性事件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司法阶段要发挥司法定纷止争的作用。旨在为群体性事件解决提供有益对策。     

智慧司法人机协作机制研究——从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谈起

人工智能正全方位且深刻地影响着司法审判。从世界范围内智慧司法实践来看,人机协同尚处于“人力主导,机器为辅”阶段。人机协作在智慧司法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立案阶段目的在于人民司法获得感的实践提升,智慧裁判目的在于对数字正义的司法追求,智慧执行的目的在于对胜诉权益的司法维护。然而,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仍面临着缺乏能动司法意识的问题,存在机械司法的法律风险、阻碍法官自主性的伦理风险、算法黑箱与技术鸿沟的技术风险。因此,在人机协作机制完善中应以“人”的实质性参与为前提,以“人”“机”协同为重点,充分实现技术赋能,促进法官与各类诉讼参与人共享技术红利,为智慧司法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轻微刑事案件恢复性处理的可行性分析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型的司法理念在实务领域和理论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对其探索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审判活动中,在审查起诉中也有扩展,但是在侦查阶段却很少论及。从恢复性司法的作用和意义来看,其作用和影响不应该局限于审判阶段和起诉阶段。研究侦查阶段轻微刑事案件的恢复性处理是在侦查阶段研究恢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在相关理论基础和实践尝试的支持下,轻微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可以进行恢复性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恢复性处理具有可行性。     

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

1979年以来,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贯穿了一条主线——程序司法化。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改变单方、双方结构,建立并完善三方结构方面做出了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诸阶段的司法化要素。但应当看到,当下的程序司法化努力还主要局限在审判阶段(尤其是一审)的实体性裁判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实施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大都仍未纳入司法化的范围。未来的改革应立足中国司法实际,坚决而渐进地推进程序的司法化。     

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对行政行为提出争议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司法途径和行政途径。行政途径是行政复议,司法途径是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有相同点,也有很大区别,在实践中应用不同。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是建立行政复议制度的关键问题,即建立行政复议制度不能脱离行政诉讼这个背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应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行政复议并非必经阶段原则。在诉讼理论上,一是认为行政复议作为诉讼先行阶段;二是认为为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采用自由选择的形式。从总体上看,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相比,具有程序简便、易于纠正错误、范围广泛和经济有效等特点,更能适应行政活动的需要。     

浅议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基于侦查权力有权采取一系列直接涉及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和健康权的强制措施。鉴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需要,在侦查阶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是目前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法院对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文章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在我国建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建立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设想。     

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人

恢复性司法是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一种被害人司法。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全面性、实质性和有效性。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恢复包括物质与精神损害恢复,以及人际关系恢复两个方面。从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害人人权这个宗旨来考虑,恢复性司法原则上不应当为被害人设定责任。     

逮捕决定权阶段性制约机制设计

中国目前能够行使逮捕决定权的主体是检察院和法院,但在司法职权的配置中并未有集中或分别设置制约机制,缺乏对检察院、法院两机关逮捕决定权的制约和监督,影响了公民基本人权的司法性保障。逮捕决定权的行使涉及报请批捕、决定逮捕和捕后未决羁押三个阶段,据此分别设计制约机制,有助于实现逮捕决定权机制的完整性,统一检察院和法院在不同阶段的制约要求,增强司法应用的可操作性。     

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预防和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逐步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实践经历了四个具有显著特点的阶段,即“三反”“五反”运动阶段,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阶段,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重视制度建设阶段和重视预防、源头治腐阶段,司法逐步成熟。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行贿受贿犯罪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对策研究--日本与波兰事业单位改革及其借鉴

事业单位的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关系着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应明确政府和市场在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基础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应采取政府主办的方式,对于提供准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的改革需要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在事业单位的改革中注重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安置未聘人员,加强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建设;引入民间资本,加快事业单位的产权改革.     

“大学章程”的中外比较研究——基于中国6所“大学章程”拟定为观照点的实证分析

大学章程为学校内部最高规则,大学章程建设以实现学术自由为其目的,在制度上体现为大学章程对学术自治以及教师权利的保障,而程序规则则是章程遵循形式正义的要求。中国大学章程建设从清末开始至今共经历4个发展阶段。在国家教育部门的积极推动下,2013年11月,国内6所公立高校出台了自己的大学章程,也是《办法》（教育部第31号令）制定以来教育部核准的第一批大学章程,这些章程从一开始即被寄予了依法治校、推进高校改革的美好希冀。在梳理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历史沿革、分析国外大学章程特性的基础上,本文拟就6部章程,一窥中国大学章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未来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展望。      

论构建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及其改革

循环经济倡导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来重构经济系统。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重点在价格和税收、法律法规和产权制度三方面对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机制障碍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制度瓶颈是循环经济构建中的突出难点。采用渐进式的制度改革方式,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财政和税收制度,进行产权制度创新,建立资源价值计量机制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确定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是突破现有制度障碍的最佳途径。     

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

文章首先在理论层次上对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界定，并区分了习惯法与习惯、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进而深入分析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相融合的一面，指出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渊源，两者互相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同时，习惯法由于其与现代法制精神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故又表现出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一面。文章深入挖掘了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及消解的方法，以求为转型期的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见。     

法律解释方式:从司法解释到判例

由于成文法具有一定的缺陷,故而法律需要通过解释才能对现实发生作用,这种解释法律的职能往往为司法机关所承担.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判决,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并产生新的权利.判决的这种功能需要一种能够使判决相对稳定的制度来支持,然而,中国现行的司法解释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引进判例制度.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都存在着判例制度,通过判例与成文法的互补,使法律解释以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方式进行,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能够得到有机的统一.     

论中国判例法的历史传统

判例法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判例法传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变迁,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它是由制定法的超稳定性、儒家思想法律化和判例法本身固有的优点几方面原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和英美法系不同,中国的判例法从属于制定法,并通过国家立法机关认定的方式,实现向制定法的转变。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探索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新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因而也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所助益.     

民商事判例法制度浅议

实施判例法制度能克服成文法自身的局限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的弊端。在注重制定成文法典的同时 ,应关注判例的作用 ,确认其法律渊源地位 ,尽快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制度。判例法的制定主体应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判例法创制程序的科学性 ,是提高民商事判例质量和效用的重要保证。     

论卧底侦查之实施主体

大陆法系国家卧底侦查实施主体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特点。英美法系国家卧底侦查实施主体则表现出明显的分散性与多样性特点。这与其立法模式与执法机构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我国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执法机构具有统一性特点,宜采取综合式立法模式,以原则性规定为基础,结合列举说明的方式规定卧底侦查实施主体范围,同时在既有执法体制与现有法律基础之上构建体系性的卧底侦查实施主体,并规范卧底侦查具体实施者。     

公司减资的比较法考察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在存续期间出现法定的减资事由后,依法定程序减少公司股本的行为。减资不仅影响股东的比例性利益,而且还会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故各国公司法对减资的事由、程序无一例外地加以严格的规定。我国法律允许公司减资,然而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缺失有效的运行机制,导致以减资逃避债务,以减资掩盖虚假出资,以减资抽逃资金现象的出现。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例,完善我国公司减资制度,是当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