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精准扶贫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已开发和未被开发的独特资源。旅游业已经成为了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点和第三产业的龙头,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在旅游扶贫路径下是否实现了"精准扶贫",效果如何?如何提高"精准",值得研究。本文通过对湘西州近15年来在旅游资源开发下扶贫效果分析和对夯沙乡旅游发展中的旅游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认为发展旅游产业是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抓手,政府必须在制度和政策制定上瞄准贫困,精准帮扶。     

资源诅咒、后发优势与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探讨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的发展,更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要求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由于产业产品同质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然而作为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民族地区在技术性、制度性、产业结构、市场敏感度、政策等方面又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民族地区应抓住“一带一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契机,充分挖掘自己所具有的独特的后发优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积极为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培育民族地区的新增长点;始终坚持走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通过智力扶贫或科教扶贫的理念引领民族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交流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先导产业发展构想及政策措施研究

大力发展旅游先导产业是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政治安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是响应中央高度重视和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各级会议精神和优惠政策的有力手段;是把握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和经济转型机遇,实现“后发优势”和“跨越式发展”的最佳途径;是受益于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和西部综合交通枢纽战略建设,实现社会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提出了2011年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先导产业发展战略构想和发展政策举措,大胆提出了设置“四川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改革试点区”、成立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发展领导小组与旅游协会、设立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专项基金、打造四川民族地区旅游投融资平台等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民族关系和谐的保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日程。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在多个层面推进民族关系的和谐,成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存在,民族地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都使得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更加凸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符合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可强化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基本保障,为民族关系和谐提供必要条件。     

以绿色减贫推动精准扶贫 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绿色减贫契合了"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适度开发、减少贫困的同时,为民族地区留足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本,走出一条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优化环境的新路。民族地区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重要论述为指引,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扶贫脱贫全过程,以绿色减贫推动精准扶贫,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精准脱贫。     

凝心聚力促发展 团结拼搏谱华章——步头降苗族乡成立30周年发展纪实

近年来,步头降苗族乡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紧扣＂产业开发、生态建设、民生服务＂三大主题,艰苦奋斗,锐意改革,在新农村建设、民生福祉、基层民主等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三维路径——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是创意产业在文化与旅游领域的延伸和发展,是民族地区借势发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是乘势而上、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是提速赶超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增长标尺.本文以德宏自治州为例,基于产业融合、产权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三条路径对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进行了探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策略.     

面向扶贫与振兴的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以凉山州为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近些年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全国扶贫工作攻坚难点地区的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各类形态的特色文化资源,因此西部民族地区通过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带动脱贫工作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行性。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等原因,生态系统脆弱、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以及文化资源本身的特点等客观因素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开发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和当地社会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扶贫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通过开发文化资源脱贫并实现文化振兴,应当将以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效用放在首位,杜绝过度开发。     

生态化技术创新：民族经济生态化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背景下,民族经济生态化是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生态化技术创新是实现民族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动力。生态化技术创新能够实现民族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引领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生态化重构。生态化技术创新在民族地区发展现阶段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构建“产、学、研、政”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体系,选择重点领域进行突破。从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出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成为民族地区生态化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载体。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民族生态观中的蒙古贞短调民歌文化艺术传承

蒙古贞短调民歌是蒙古族民间文化艺术中的瑰宝,但在全球化、 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复合挑战与立体碰撞之下遭遇发展危机,面临传承困境.蒙古贞短调民歌的当代境遇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发展问题的缩影,而"千灯互照,光光相映""互守尊严,万象共生"的民族生态观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具有重要启示.在环境与主体的互动中实现民歌文化艺术传承的文化自觉,在美美与共、 重叠共识中探索多种传承方式的互补与互动,在文化互助、 相互学习中搭建民歌文化艺术传承的平台,凸显民间艺术灵韵、 促进多族文化共生,是让蒙古贞短调民歌焕发艺术魅力、 重现文化活力的重要途径.     

从《桂林风土记》看唐代桂林民众对佛道二教的接受

《桂林风土记》一书记载有关佛道之事七条,对于考察唐代桂林民众接受这两大宗教的情况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对于道教,他们从神仙信仰、符咒巫术到斋戒仪式都予以认同,接受比较全面;而对于佛教,虽然就有形的物质形态方面看,《金刚经》刻了碑,卢舍那佛有雕像,寺庙有多处,表明影响不小;而就意识层面看,他们关注和重视的主要是供僧的回报、佛的灵异事迹和祈雨有应等,佛教经、律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则非兴趣所在,接受有些片面和走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这一民族地区的民间浓厚鬼神信仰有较大关系,当地民众是根据其固有信仰来对佛道二教进行取舍的.     

贾理: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体系

苗族贾理的传承提供了反思少数民族原生形态教育的新视角。在主流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前,西南少数民族有各自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本文基于黔东南州丹寨县的田野考察,在历史语境背景下、从苗族贾理传承的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论证其补充儒学教化而成为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尤其是贾师办班授贾形式因其正式性、目的性可视作苗族特色“私塾”雏形。西南与中原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贾理融通转化儒家思想,在育人、传承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功能。于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重审典型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奥拉”与藏族传统村落社会秩序建构——以甘肃N县G村为例

奥拉是甘肃N县半农半牧区藏族传统村落社会内生的、轮流当值的一个功能性组织.其在藏族传统村落中参与宗教及世俗事务的各项管理,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国家权力保障下的村落内部“双轨制”管理模式:世俗事务的管理模式村长-奥拉-群众;宗教事务的管理模式阿奈-奥拉-村民.为此,奥拉便成为藏族传统村落里村长与阿奈权力的实施者,村规民约的执法者,集体活动的组织者.为维护当地社会秩序,规范社会道德,增强村落成员间的凝聚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陷域与脱域:人类学研究中的“门环误区”及其规避

本文从一次田野调查的反思总结中提出了人类学研究中的“门环误区”,发现此种误区普遍存在于人类学的研究之中.造成“门环误区”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学者常陷域于一种理论、狭小的地域或具体的研究问题,而漠视与其相关的其他理论、地域和问题.规避“门环误区”的途径只能是对这种陷域的脱域:多元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扎实细致有效的田野.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是什么促使人们去想象并成为共同体的呢?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认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因此可以说怨恨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在早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一度走向极端.20世纪后期,民族怨恨与民族主义产生了新特点.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要构建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加强民族国家治理,构建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宽恕历史积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民族地区进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径探析

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国家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与探索,目前已在除民族自治地区外的各省市取得了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现状呼唤新的财政体制改革,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能够突破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困境,而且民族地区财政自治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存在理论上和法理上的相容性.民族地区应结合自身特点,先开展扩权强县改革、调整省级行政区划并修改宪法和法律,为民族自治地区更好地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做准备.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反思

人才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和落实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景和目标离不开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沿线民族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通过区域内高校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民族地区顺应时代潮流自觉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应有之举。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培养什么样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如何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更是民族地区高校人才培养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岭南民族源流史》与《越文化发展论》的启示

族群源流史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人类学材料、语言学材料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自然科学的介入则揭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分子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基因层面,从而为解码族群源流提供了新钥匙.《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越文化发展论》一书同样重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对於越族源的讨论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这两本专著为我们重新看待秦人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