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祭敖包

薄荷片推荐：蒙古族的传统祭祀活动很多，如祭天、祭火、祭祖、祭敖包等其中祭敖包是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锡林郭勒盟是祭敖包历史遗存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在呼伦贝尔草原，希拉穆仁草原等地区，都能看到盛大的祭赦包的活动。     

塞北敖包话今昔

塞北地区和广阔的草原上有许多以敖包命名的地名、山名;寺庙附近的山顶和高埠处也有叫敖包的垒筑物。 敖包,藏语原义为“堆”,引伸为供奉的山岳。敖包有一个旗供奉的,有一个苏木供奉的,叫做胡硕敖包、苏木敖包。还有氏族部落敖包,如克列亦惕敖包,就是这一姓氏族部落共同供奉的敖包。还有寺庙敖包,这个敖包是寺庙喇嘛们供奉的,别人不祭祀。敖包有用石头垒筑的,有用柳条围建的。一股垒筑七个堆,中间为主体敖包,旁衬小敖包。主体敖包垒筑成三层塔型,上竖旗杆,悬挂梵文经旗,小敖包只垒一层平台或垒成馒头型,也竖旗杆,挂经旗。在举行敖包祭典时,对敖包的石头和柳条进行补修,悬挂新的经旗。还在敖包与敖包之间用绳子悬挂很多五色纸旗。 有一些敖包只有一堆石头,中竖一根旗杆,旗杆漆皮剥落,也无经旗,这些都是多年遗弃,无人奉祭的敖包。     

仪式中身体实践的认知性结构隐喻——以成吉思汗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嘎日利祭祀为例

仪式不仅具有对事件的个体记忆功能,也可以表述对于集体心智结构的认知记忆.仪式的这种认知性记忆除了通过语言来表达,更多的是以身体来展演.以仪式中身体实践的认知记忆作为理论切入点,通过对嘎日利祭祀仪式中身体实践结构与萨满神话和敖包祭祀的结构对比,可以认为,嘎日利祭祀所传承并延续下来的是萨满教信仰.     

蒙古族妇女敖包探源

蒙古族的妇女敖包产生于遥远的母系氏族时期。那时，敖包是善种神灵聚集的场所，妇女是祭祀敖包的主要成员和主持祭祀的人。现留存在蒙古民间的妇女敖包、安代、渥都干都是那个时代的遗迹。     

浅析梓潼文昌信仰及仪式

本文从文昌信仰及仪式角度出发,梳理了文昌信仰源流及形成原因,分析了文昌信仰三种不同祭祀方式,三种不同祭祀方式实质是三种不同人群的组成不同,通过不同仪式来满足各种层次群体的不同诉求.     

中国人的另一种信仰危机?——"少林寺现象"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

"少林寺现象"作为佛教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呈现,对中国佛教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形式的信仰危机.同时,它们亦引出了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大命题: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传统认同方式,中国社会对佛教的传统认同方式,佛教神圣资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配置和利用方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走在了变革的边缘.随着少林寺存在模式的变化,世人的佛教信仰方式也随之改变."少林寺现象"恰好说明,在寺庙、和尚与佛教信徒们的信仰之间已经构成了某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于是,何谓佛教?何谓真正的佛教信仰?人们信的是"佛",还是信的是"教"?佛教信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究竟存于何处?这就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信仰危机的主要内涵.     

清朝民国祭祀佛教的历史状况及其社会学分析

祭祀佛教是清朝民国时期汉传佛教的主流信仰,其基本内涵是汉传佛教信仰的祭祀亡灵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祭祀佛教,虽然可以追溯到梁武帝时代,但其成为一种信仰模式,则在清朝民国时期.从社会学的视角,分三个方面分析清朝民国祭祀佛教的社会功能,主要讨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对清朝民国祭祀佛教的社会功能的批判,清朝祭祀佛教是工具与价值各占一半的佛教,也就是半世俗半神圣的佛教,就半世俗化而言,是讨论清朝祭祀佛教的社会功能/工具.第二个主题是民国祭祀佛教的神圣化问题/价值,即民国祭祀佛教的现代性.第三个主题是清朝民国祭祀佛教与宗法传统社会的关系/贡献.清朝的祭祀佛教虽然具有维护皇权的功能,但雍正用行政手段推行的净土宗单一信仰,也具有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性,成为汉传佛教在民国复兴的契机.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略论鄱阳张王信仰的主题变迁

鄱阳张王信仰起源于唐代,流行于江西鄱阳,有其独特的祭祀主题,是典型的区域性民间信仰形式。张王信仰产生于封建年代,体现了当时的国家意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延续部分在民间出现;随着时代变迁,民间的诉求逐渐在张王祭祀活动中体现出来,其原有的忠君爱国主题逐渐淡化,家庭、幸福平安等主题逐渐出现。     

中西信仰观之辨

文章以自己的方式严格区分了信念与信仰,把信念归之于现世,把信仰关联于彼岸;真正的信仰仅存在于黑格尔谓之"自由宗教"的那种宗教中;属于"自由宗教"的基督教是一种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宗教,上帝其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以这样一种信仰为参照,作者对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有了自己的提问方式,并由此引出了自己的思考.     

简论宗教思维与邪教思维之区别

邪教是今天社会的一大祸害。从理论上对邪教进行剖析 ,邪教不同于一般宗教有二大特点 :一是邪教只肤浅地停留在宗教信仰层面 ;二是邪教极力明示信徒反理性和抛弃现实。     

关于宗教和邪教的思考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自身鲜明的社会特征 ,而邪教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恶势力 ,二者特点不同。宗教对社会既有消极的影响 ,也有积极的作用 ,其社会作用呈现二重性的统一。但邪教对社会却纯害无益 ,其危害严重 ,实质反动。对宗教和邪教应采取不同政策。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合法宗教活动 ,打击邪教势力。     

浅析草原音乐文化对古代戏剧形成的影响

中国古代戏剧构成繁杂多样,但草原音乐文化对其形成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对戏剧音乐文化、音乐艺术形成的作用更是突出。草原音乐进入中原,渐与中原音乐结合,形成了元杂剧赖以产生的音乐基础———北曲曲乐的漫长历程,充分说明草原音乐文化的介入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邪教现象的心理学探析

邪教作为当今人类社会的精神毒瘤 ,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威胁。虽然科技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但是邪教并没有消亡 ,反而层出不穷。探讨邪教产生和发展的心理根源 ,对人们认清邪教的本质 ,抵制邪教 ,远离邪教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研究

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活动最早始于乾隆时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按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临时性祭告和制度性岁祭。官主山川祭祀的出现既是满族统治者本民族信仰在新疆地区的自然表达,又与新疆地区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祭祀仪式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是清政府意在将新疆纳入王朝统治秩序中去的重要象征。     

古希腊悲剧文本中的狄奥尼索斯因素

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的古希腊悲剧,在其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远离狄奥尼索斯崇拜:悲剧的主角是多种形态的酒神;悲剧的情节模仿了狄奥尼索斯的经历;悲剧的某些描写借用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的术语;悲剧的政治含义延续和发展了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政治作用。古希腊悲剧的发展渗透着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因素,始终是"献给狄奥尼索斯的演出"。     

北方草原文化区构架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

构成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区的要素可以概括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自然地理学上的区域差异是历史文化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类型和经济成果是构成文化区域特色的各种人文条件的基础。北方草原地区在历史上的经济类型及经济成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以游牧为主要经营模式的畜牧业为主,兼有农耕、采集、渔猎等类型的复合性经济类型。多次发生在历史时空中的民族大迁徙和政治统治权力的扩张与更替,推动了北方草原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整合。区域文化的差异性的形成过程是文化区域形成的最显著、最生动的标识。     

阴山文化的定位与品牌塑造

阴山文化是地域广阔、内容丰富的大文化。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始于50万年前。阴山文化是以草原文化的原生文化为主干,以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在交往融合中实现的文化变异与创新发展为次生文化,以各个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为共生文化,三种文化共同组成的复合文化。阴山文化是在时代的发展中生生不息、创新发展的文化。塑造好阴山文化的品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使这一品牌在包头地区细化。     

论蒲松龄对邪教与邪术的揭露

蒲松龄对邪教与邪术的揭露有特殊贡献,他刻划了邪教教主的丑恶面目,揭示了邪教与邪术的巨大社会危害。与同时代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聊斋志异》虽然源出于同一历史人文心境,但艺术价值更高。     

关于苏联个人崇拜现象的历史考察——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

个人崇拜之风曾于苏联长期盛行,几乎弥漫了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近半个世纪时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首先,俄国历来崇尚皇权;其次,领导人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第三,干部任用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第四,政治高压运动不断;最后,领导人的虚荣心使然。个人崇拜现象的消除,既要不断提高大众的文化思想水平,也要积极地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入手,使得领袖个人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与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