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遗产与旅游

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与人类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今天大规模的群众旅游活动中,已经成为了满足旅游者需要的文化符号。遗产面临着人类新的认识和选择,我们希望在保护人类遗产的同时,旅游也能得到长足的有效的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正式确立,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科学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而中国目前的评审、保护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专家、传承人共同参与,并且分工明确、责权统一.     

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形成过程中,人们对于其"真实性"的界定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内涵越来越摆脱物质"永恒性"的束缚,并且对当下人类主体的意义则在不断强调,这是一个客观化到主观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反映出各民族对于身份政治、情感归属的重视。因而,在当今以旅游产业为主要支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应该更加合理地看待遗产的"真实性"以及遗产的非物质性,重视遗产的社会学和精神性,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以及参观者自主参与,在文化旅游中更多地通过"真诚"的互动来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生产保护中的遗产运营与遗产增值

农业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在当代社会的呈现形式,保护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对推动乡村振兴和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关涉生态、技术、景观、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通过生产,可以将遗产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遗产价值增值,其路径主要包括：提质增效基础上的品牌营造、农副产品及旅游商品深加工的产业链延伸、沉浸式和复合式遗产旅游、农业遗产的全球推广等。目的是通过遗产运营实现惠益共享,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文化认同感,实现价值增值和生态增效的协同发展。     

遗产的现形与现行的遗产

遗产研究在学术界已经蔚然成风,然而,遗产概念如何起源,如何走上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如何成为工业遗产、旅游遗产等还有待梳理。本文通过对其历史背景及人文语境的分析,通过对现行遗产所呈现的复杂性、多义性、矛盾性和悖论性的辨析,试图厘清当今遗产研究的演变线索,以更好的理解当今遗产的学理与实践。     

三线工业遗产文化记忆的再生路径研究

三线工业遗产是我国工业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易于活化的特点,在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三线工业遗产改造的目的在于探寻其中孕育的文化和精神,将珍贵的遗产及精神普惠后世。本文依托社会记忆理论和场所理论,分析了三线工业遗产改造的必要性、紧迫性;探讨了三线工业遗产改造思路,即提取三线精神内核,通过自然环境、人为环境营造场所精神,让参观者在环境氛围中获得感知,产生情感共振,进而形成价值认同,实现记忆的复现与再生。文章最后通过重庆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实例进行了有效印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中的遗产价值认定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科学价值。但事实上,上述价值又绝非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独有。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定一套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众多传统文化事项中甄别出来。     

非物质遗产的界定及其价值

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遗产”的初步界定来解决中国的非物质遗产归类问题 ,缺乏一个可以操作的细则。文化艺术品种和事象的保护和抢救 ,需要在正确观念指导下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确定其价值、概念、保存和保护的性质。非物质遗产高度的个性化、传承的经验性、浓缩的民族性决定了这种文化成品非常脆弱 ,易于萎缩甚至流失 ,但也决定了它的不可取代的唯一性的价值     

道教文化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作为我国宗教文化的一部分,道教文化有着完善的思想文化体系,对现代养生、医学、音乐、信仰等有着重要的价值。然而,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道教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面临分布不平衡、类别少等尴尬境地。要走出尴尬境地,就应当正视道教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深入发掘道教文化资源;建立客观公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体系;加强道教文化研究,扩大道教文化的传播力和文化认同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史与活的记忆

经典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狭义的文学文本,即通过书写和评价而固化、经典化了的书面文学形态。固化了的文学典籍文本是特定时间断面上留下的体验记忆,而经典的文学史就是把这些固化了的记忆片断通过某种逻辑联系起来,构成了关于历史过程的想象。这种历史叙述虽然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对于历史活动过程的解释却是建立在想象逻辑的基础上,脱离了历史语境的活态。对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一种对持续地发生和发展中的活态过程的关注,即关注文本背后的活动形态和发展演变的动态,更加关注文学行为而不仅仅是固化了的文本。这就是对活的记忆的追寻和重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典籍文本所记录的历史片断不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持续的活动延续至今的活的历史记忆。文学史的研究应当从经典的研究思路中拓展开,关注这种被典籍掩盖了的记忆,通过寻找这种文本外的活动与经典文本的关系而形成新的更加系统生动的历史记忆。     

遗产过程的两分路径：“成为遗产”和“成为遗产之后”

遗产的过程路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成为遗产"的过程,二是"成为遗产之后"的过程,两者共同构成了循环而完整的遗产过程路径。"成为遗产"意味着遗产与当地社会的脱嵌与分离,多体现为可见的资源迁徙与入藏,有时候体现为不可见的资源解读与阐释。在成为遗产之后,原本拥有遗产的当地社会根据自身的诸多诉求将遗产重新整合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体系中,完成文化的更新。为此,遗产研究不仅应关注遗产的生成过程,而且还应该关注"成为遗产之后"所发生的社会事实。在过程路径下,与遗产相关的动员与介入、调查与记录、研究与挑选、沟通与阐释等诸多要素,以及相关遗产议题也浮出水面,获得了被重新认识与思考的契机。     

谈中国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价值的评定原则与保护的方法

联合国提出保护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措施,并通过申报施行跨国的项目管理,提醒了各个国家对口头非物质遗产的重视,激发了人们对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对什么是“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已经日渐明确。但是,为了这一工作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论证保护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意义,以及非物质遗产的价值论定和保护方法。这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

自从2001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发布活动开展,使包括中国昆曲在内的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特别是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也成为一场热烈的"学术运动".回顾十年来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出现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未来的学术路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学者意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学术影响.     

海南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与旅游利用策略研究——以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景区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是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少数民族村寨和景区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景区为例,分析景区产品对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与旅游利用之价值与意义,总结成功经验,发现问题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升策略,旨在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景区非遗活化利用提供对策建议。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稳态维持及变动

城市化让中国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城市化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是致命的。城市化包括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的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让众多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乡村城市化让非物质文化的最后屏障遭到清除。韩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都经历过城市化进程,他们的文化遗产如何成功保留并得到持续发展,其经验值得借鉴学习。应从民俗文化的稳态维持和变动中找到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思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创新:重庆例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对重庆市巴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利用的个案研究表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利用,需建立和完善由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作为保护传承及利用主体的三维构架体系。     

论遗产管理人监督机制的构建

设立遗产管理人的监督机制,有利于遗产分配公正、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遗产犯罪。我国应借鉴各国遗产管理人的监督立法例,从监督遗产管理人的主体及权利的设置,到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以及事后法律责任的承担等方面,构建遗产管理人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