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念的回归与超越--法律教育学的法治意义探析

法律教育学是关于培养建设法治国家的合格法律人才的理论学科。从其本质上看，它是对法治国家构造之谜的一种理论分析与探索。法律教育学学科的提出，乃是对传统法治理论反思与深化的内在要求，是法治方略理论探讨与重构的必然选择。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论法律的稳定性和变化性原则

如何建立和巩固法律的权威是当前的重要问题之一.自不待言,没有法律权威的社会是无法称得上法治社会的.任何统治阶级因此都力图建立法权威和法是权威的观念.法权威的建立可以说既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同时它又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其结果是法律能否被人们遵守,并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识.     

自然法、宗教与西方法治的文化论解释

伯尔曼在承继“自然法”学说传统的基础上为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化论解释。他将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归结为中世纪的教皇革命，凭藉教会法对罗马法的整理和阐扬，宗教的信仰支持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同时，宗教与世俗权威的分化，为确立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提供了必要条件，由此才在信仰的基础上开启了近代西方法治传统，而他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由信仰危机引发的法治传统危机的讨论更加发人深省。     

法治实践中的理性、理念

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对于全人类都是共同的,理性思考的力量也是普遍的,它是论证的根据和灵感。法治中的理念,阐述的是对现行法具有重要意义的证明和解决模式。由于理念具有对法律原理的真实性要求,所以法治理念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法治强调法的理念,故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法理性。当今,我国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是架构在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基础上的理论。我们党倡导的法治理念,无论是作为一条法治理念,还是一项政治原则,它都体现了对公民自由行使民主权利保护。     

论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灵魂 ,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法律信仰 ,法治社会才能建成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信任、相信和崇拜 ,它包括对法律的神圣情感、对法律的科学态度和对法律活动的积极参与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法治实践又是法律信仰的条件和源泉。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

“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４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认为：说“法不容情”，这只是一种缺乏法治思维的命题。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     

潜规则与显规则：情与法的现实博弈

深植于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中的潜规则往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取代显规则而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就诸多人情社会的潜规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来看，具有不小的消极影响。那么，在人情与法律的现实博弈中，通过利益机制的调节，增强法律的激励作用，探索潜规则中的积极因素的发挥和显规则的“潜规则化”，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促使人们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的自觉，乃是在中国这个人情大国进行法冶建设最具现实意义的根本要务。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天然统一，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决策行为“于法有据”的法之塑造

后现代法学对法律与法治所采取的"揭弊"式作业,指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意义的流动性以及法治的不可能性。这种对所谓真相的"揭弊",一方面影响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人们探寻法治实现思维路径的热情。在对各种"揭弊"的回应中,人们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方法论的功能。法律方法论有多重功能,但最主要功能是寻找"于法有据"之法,塑造法治思维所需要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通过法律方法以及法律思维规则的使用,可以对法律、法治的各种"弊端"进行修复,并确定具体的法治之法。这种努力在法治的实现途径上证成了法治的可能性。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法律实证主义与法哲学的安乐死

法律实证主义有其自身的悖论。它批判了自然法传统中法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以自己的方式拒斥了传统的法的形而上学,并促使了法律的客观化和精确化。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和目标诉求是可疑的,并与自然法学说一样仍然分享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种种前提,也导致了法的绝对技术理性化以及权力与法、法律与法一体化的后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建设在吸取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成就的同时,要尽力避免其可能导致的"法哲学的安乐死"倾向。     

法治思维: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不同阶段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者、推动者的要求各有侧重。从十八大的法治思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现代治理能力,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思维,凸显出法治思维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治理者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并依照法律治国理政。法治思维作为法治建设中的融贯性因素,是连接法治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行为的中介。法治思维是一种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它要求基于法治精神和法律规则来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求治理者培养并具有合法性思维和程序思维,尤其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使之与党的领导地位相适应。     

儒法融合的思想文化根基——从先秦时期的文化变迁考察

自古时至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始终都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法思想融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所以，现实的法治建设不能无视传统的法律思想，只有克服传统中的缺陷，汲取传统中的精髓，才能为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资源。     

论法治意识

法治秩序与境界的确立,有赖于法治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的一体椎进与彼此互动,其中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作为法治主休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之,加快培植口民的法治意识,是决定法治国家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强制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国家建构的理想模式

一、法律尚未树立极大权威：强制推进法治的根源　　建构法治国家，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根据自身的生产力状况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情况，选择自己的模式。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上下驱动，强制推进法治”的发展模式，主要源于民众对法律缺乏充分的信仰和遵从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尚未树立起极大权威。法治国家最直接的标志是法律具有极大权威。这种权威应当而且必然是牢牢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之内，明显地体现于人们的意识之内，明显地体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深刻地印证于社会的政治运行之中。人们对法律的自觉遵从是建立在一定的经…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     

试论《淮南子》的法律思想

《淮南子》是集黄老法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以道作为其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形成以道统法的法律现和法治论。它认为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绳,治国的重要工具,主张法与时变,因时立法;提出以法宽刑缓、利民便民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它重视执法认为执法的关键是要做到“精诚”、“无私”。《淮南子》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始终认为,治国必须以仁义为本,法是辅助仁义的,实行法治必须以仁义为基础。     

“无讼”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无讼"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诉讼的一种观念和看法,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法律价值取向,它更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没有纷争的大同世界.它与西方现代法治精神虽泾渭分明,但也一样是特定自然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们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负面的和正面的,鉴此,寻求二者契合,正视其积极、消极影响,方能理性进行现代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