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作家的文学处境

已充分拥有文化支配地位和话语权利的文学媒体使作家几乎失去了独立的创作空间,追求“卖点”和过分强化文学娱乐消费功能的价值取向使作家面临尴尬的错位,既是职业劳动生产者又是艺术审美创造者的角色认定使作家陷入两难之境,这是目前作家的文学处境。在这样的文学处境中,尤其要强调作家的文学抱负,重提文化启蒙以提升大众的审美情趣。     

从媒介角度解读网络文学的快餐性

以数字媒体为切入角度分析网络文学同数字媒体的关系发现，数字媒体开放、互动的传播方式赋予了网络文学快餐性，从而使网络文学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网络文学的快餐性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并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越来越广泛影响。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之花——论彝族双语作家阿蕾创作

阿蕾是彝族文化战线上既能用本民族文字又能用汉文写作的难得的几个“双语”作家之一 ,其小说沉思彝族女性悲剧命运 ,拷问彝族妇女女性意识 ,追求彝族女性文学审美风格 ,超越彝族文学描写妇女爱情悲剧的艺术传统 ,从一个重要侧面弥补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脱离女性大众特别是底层劳动妇女群的缺陷     

从小众传播走向公众视野——论明末清初的女性戏曲评点

明清时期,女性读者对戏曲的阅读评点时有出现,但是由于传统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些评点只在闺阁之中传播,很难进入公众视野。晚明到清初,女性对《牡丹亭》等戏曲的评点只在家庭亲友之间流传,属于小众传播。清初随着女性文学的出版、职业女作家的出现,女性戏曲评点开始以大众出版的方式传播,而序评的出版使女性戏曲阅读体验从私密的闺房走向广阔的公众领域。     

大众传播视野下文学批评的跨媒体现象分析

在媒体走向大众化时代的环境中,构建跨媒体传播的多元话语的文学与文学批评成为必然。文学批评走向大众传媒,也就更加接近于大众,媒介的功能使批评的功能得以拓展;走向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使作品与受众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回馈机制,构建起批评的介入平台;走向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应冲破单纯的学理型、研究型或精英层的束缚,开拓广阔的话语渠道;走向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应具有强烈的精神建构特点,尤其是在媒体批评为市场所左右时,文学批评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则引领着大众审美走向,充当着精神守望者的角色。     

男权的狂想与没落--论金庸、古龙小说中的男权意识

由于对传统的因袭和对大众口味的迎合,新武侠小说作家在创作中遵从男性视角以及对男权潜意识的向往使作品在女性观上基本没有什么突破,因而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显得底气不足而有先天缺陷,他们的作品塑造的只是男性希望看到的女性,而不是真正的女性.新武侠小说建立的是一个美妙的以"情"义"为出发点的男人的乌托邦,因而在女权主义高涨的今天,这一文学样式的衰落是可预期的.     

试论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基础上,经历了女性自我性别认同与超越性别的成长过程。在漫长的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中,女性一直是历史的缺失者与被动的参与者,承受着男权制这种传统的钳制。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为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观与责任感所占有、掩盖,被封建的文化伦理所异化,女性与女性文学长期被湮没,少数民族女性话语以写作的形式更为弱化。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多年狭隘的创作模式和第一次大的转型的内在动因是女性意识的蒙昧与觉醒,女性作家文化身份与主体位置出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滑动与漂移。梳理和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更好地把握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大众化”与当代批评的应对策略——从池莉小说的当代评价谈起

从池莉小说的当代评价入手,揭示在文学"大众化"问题上,从效果层面理解的文学被"大众"接受与从价值层面理解的文学关注"大众"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与学术界对"大众"、对文学本质、对大众性与商品性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复杂认识相关;强调正视文学"大众化"现象及其内部规律;呼吁新的美学原则介入文学"大众化"批判的必要性。     

民歌培育的女性意识——以昭君歌谣为例

作为体现劳动大众的心理情感和价值倾向的重要文体,民歌成为培育并彰显女性意识的重要平台。昭君是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形象,大量民间歌谣从不同层面刻画了昭君,表达了对昭君的热爱之情,对富有自强意识和奉献精神的女性的敬重。女性意识在民间得到了充分培育与张扬。     

“新杂志”《犯罪科学》中的上海形象

以日本"大众"诞生时期创刊的"新杂志"《犯罪科学》特别号《上海研究号》为中心,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文字媒体中有关"上海"的言论的研究显示:"大众"媒体的发达使原本只存在于少数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上海形象"终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呈现在日本大众的面前。在1931年的节点上,从杂志《犯罪科学》中可以听到来自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但无法否认的是,此时的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危险、犯罪、女性、受欧美列强统治"的"他者"认识之上。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是产生上海负面言论,使其得以扎根并使其大众化的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