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天心区：探素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白沙井社区公共服务站正式挂牌，这是天心区首个挂牌的服务站。服务站成立之后，天心区将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行政性事务从社区居委会分离出来，居委会重新回归居民自治。     

社区自治：自主性空间的缺失与居民参与的困境——以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为个案

本文运用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对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居委会“议行分设”的运行机制并没有给居民在社区内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自主性空间。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街道对相关政策的选择性执行,深层原因则在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因此,仅仅依靠改革居委会的运作模式来恢复居委会的社会属性,使其能够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主体组织”的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从上海实践分析居民自治的环境和路径

上海居民自治的大量活动案例表明,组织化、项目化、个案化是其主要的阶段性特征。如何将局部的、阶段性的自治典型案例,朝着普遍的、覆盖社区生活全过程的方向推进,是当前完善基层治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迫切需求。近期现实可行的增强居民区自治功能的主要对策,一是将社工站的职责定位为协助居委会开展自治为主,而非承接行政事务为主,减轻居民区工作班子的过重负担,并改革对居委会的考核机制,形成有利于其集中精力开展自治的外部环境;二是提升居民区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区分不同性质,吸引更多具有组织协调和宣传动员能力的居民,通过选举或聘用成为居委会成员或专职党务工作者、社工,形成能够普遍有效组织居民开展自治的工作骨干队伍;三是有序培育社区服务型的社会组织,给予居民区楼组、社区文体活动团队、社区公益型社会组织进一步的支持,夯实居民自治的群众基础。     

论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对南京市L社区议事园几个实践案例的考察

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因过度行政化对其自治性造成的挤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而对居委会是否具有自治性多持否定意见。我们通过观察南京市鼓楼区几个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尽管居委会的过度行政化倾向依然普遍存在,但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作为具有自主意志的独立行动者,在受行政力量掣肘的同时,也在力图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和向民性,居委会的自治性明显在成长。并且,兼有＂官-民＂二重性的居委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作为自治主体的行动策略;而社区议事园这一社区参与机制,则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政府从诸多社区管理事务中不断后撤,又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空间。     

社会工作方法在居民自治中的运用

社区居委会是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社会意识的提高,居委会现有的角色和自身能力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加的新需求,居委会工作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亦逐渐新颖化、特殊化,不能依靠老办法、老思路去解决.在做居委会工作时,我们是否也能借鉴和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呢?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我深刻体会到居民自治工作必须同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理念相结合,通过协调各方,充分挖掘社区内外资源,才能更好地满足社区及居民的需求,适应时代发展.     

社区民间协会探索“草根”自治——王家垅社区采访记

由居委会组织协调,成立社区民间自治协会,居民投票选举产生会长,管理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化解矛盾纠纷,破解社会管理难题。     

城市社区自治权威的民主建构——杭州上城区东坡路、候潮门社区居民直选与议行分设建制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自治，其本质是实施居民自治，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前提就是要组成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居委会。随着我国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的推进，居委会换届选举，由代表制、户代表选举，逐渐过渡到居民直接选举。它建立于处于市民化进程中的居民的     

阳光社工：“夹缝”中扮演“第三方”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社区居民自治集合了基层事务管理的许多特点。 一是转变，居委会变“刚性”服务为“柔性”服务，二是依托，依托区民政局、街道、社工组织“三方合力”，一起构建服务体系；三是运用，运用“四种方式”，创新服务模式；四是培育，培育社区领袖、社区组织、社区义工，还有社区帮扶和矛盾化解机制。     

成都:业委会、家委会狙击居委会

居委会存在的合法性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然而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却常常出现权大于法,重利轻法的现象。当一个居委会连自己的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时候,又谈何自治?而“敢于”颁发命令取消居委会的合法生存权的那些机构,是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手中就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弃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于不顾,还是根本就不知道有一部叫做《居委会组织法》的法律,是个典型的现代“法盲”呢?如此的社会环境,对居委会存在的如此漠视,社区自治又将如何实现     

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及其演化

本文利用2008年南京市BX区10个街道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SPSS交叉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对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城市社区自治主体呈现"以居委会为中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两大群体,两群体在社区生活、自治理念及未来行动方案上均表现出二元区隔的状态,双方的异质身份、文化目标、利益取向等多方位的差异导致了区隔的形成。本文指出,两大群体之间鸿沟的弥合需要互相通力协作,同时政府的权力让渡、中介组织的培育及仿企业化机制的导入等均有助于双方携手社区自治。     

张明亮直面社区民主

记者:民主、民主、上个世纪初精英人士突破重重阻力喊出了这个口号。80多年过去了,精英人士的呐喊在农村这个社会文明传播、发展相对缓慢的地方得到更多,更具体的体现,而文明、文化传播较快的城市却相对滞后,请问张司长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在城市基层推行民生、实行居民自治应该说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时代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扩大基层民主、推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居委会组织法》明确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现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居民自治也是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基层民主经验住城市社区建设中值得借鉴。     

沈阳的居委会怎么了?

1999年,沈阳市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上进行了一项大改革:“撤消”了2753个居委会,重新组建了1277个社区;在所有社区实行自治,建立居民代表大会制,成立社区议事会、管委会、党组织,确立了决策、执行、监督、制约的机制,成为全国社区建设中敢于从体制上开刀的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上海居委会等社会基层组织权责问题调研

居委会权责界定和权责对称在创新社会治理与加强基层建设中的作用极为重要。针对居委会权责对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改革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现行管理体制,创建政府主导式自治、组织合作式自治和居民参与式自治的管理模式;尝试恢复居委会的部分经济功能,以摆脱居委会在资源配置上完全依赖上级部门的局面;对居委会的考评,变为自下而上的考评与第三方考评;明确居委会无需承担溢出职责和新生职能;通过条线职能部门的合约来委托居委会承担证明权和确认权的职能。     

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和细胞。网络虚拟社会正以其信息多元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社区治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基于上海市6区15个街道(镇)39个社区(居委会)的实证调研表明,虚拟社会在丰富上海社区治理资源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主要表现在:虚拟社会的"参与式社区自治"难敌现实社会的"任务型社区自治";虚拟社会呼唤社区治理"崇尚自由"与现实社区治理强调"建构秩序"难以实现有机均衡;虚拟社会期待社区治理实现"多元共治"却遭遇了现实社区推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为此,网络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需要明确的思路是:坚定一个模式——协商合作而不是"独自打保龄球";明确一个原则——强化政府对社区的有效治权而不是无原则的屈从"民意";正视一个态度:积极正视而不是有意回避网络社会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要做好"顶层设计",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尊重居民情感和地位,畅通网络民意渠道,保障居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形成自觉、自主、自治的网络舆论平台;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完善社区网络预警及保障体系;重心下沉,努力探索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2002年-2003年，我们在上海和沈阳分别开展了居民委员会委员和工作人员(俗称居委会干部)的工作情况调查。这两地的居委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均取得瞩目成绩，但在社区体制改革中却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即所谓“沈阳模式”和“上海模式”，所以，对于它们实际情况的     

关于“直选可能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直选”无疑最能体现“自治”,但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形式,在这个形式的外衣下所包裹着的,仍是“民主”的内核。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居委会干部由政府下派或类似“走过场”的间接选举后,百姓对这个自己的“代言人”角色的体会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要“自我管理”就必须先“自我激活”,激活百姓心中的民主和自治意识。这又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中国的城市居民早已做惯了根深蒂固的“单位人”,对社区事务和居委会有着先天性的疏远感     

农村社会变迁与新社区自治的制度—目标构建——以浙江省杭州和嘉兴市农村为例

农村新社区是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基本单元,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和规模基础上的自治载体,是乡政村治模式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条件。本文以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基础,分析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制度环境,并从支持系统、机制创新、功能结构运行、权限实现等方面提出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制度安排设想,初步设定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目标框架。农村新社区自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并在党的十七大继以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实践向农村的延伸和拓展,是农村新社区基本治理结构的探索和基层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和嘉兴市为例,就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新社区自治的制度和目标构建进行了探讨。     

基于SERVQUAL模型的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测评

社区建设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社区服务与管理主体的社区居委会，是否发挥了其作用，直接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对于居委会服务质量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将盛行于商业服务质量评价SERVQUAL模型应用到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的评价研究中，并基于该模型制作了居委会服务质量调查问卷，以贵阳市M社区的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从5个层面23个指标对以上三个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进行调查。同时，对5个层面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分析得出社区居民对居委会服务质量的期望值、实际感受值以及二者之间的差距，目的是为改进、改善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提供可靠性的意见及建议。     

无锡北塘：社区自治管理协会如何促进居民自治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社区自治管理协会成立于2009年3月，到目前为止，仍是全市乃至全省第一家服务于社区居民自治工作的社会组织。3年多来，协会围绕“构建交流协作平台，探索社区自治模式”这一指导思想，积极整合多方资源，带领会员围绕协会宗旨，依法理性开展自治活动，在北塘区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     

居委会到底是“政府的腿”还是“老百姓的头儿”?

在《现代汉语词典》的第1670页,是这样规定“自治”的概念的:自治是民族、团体、地区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的领导外,对自己的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这本词典编写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于70年代,修订于90年代初,多多少少地代表了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自治”的一种看法。事情发展到今天,中华大地上密密麻麻地存在的无数个小小的社区也要自治了,千千万万个居委会要摆脱“政府的腿”的身份,做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的头儿”了。然而,形式的突飞猛进就真正代表着内容的深刻吗?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政府工作层层下压,最后都堆积到一个小小的居委会头上的特殊“国情”中,“政府的腿”真的是那么好摆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