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问题状况及其本质

笔者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视角对当前我国人口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低生育率与高增长量、人口素质偏低、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教育失当、人口流动管理和剩余劳动力安置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正负面效应，进行了较具体的分析。同时，通过对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稀缺资源的耗费和环境污染等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人口问题的本质所在。笔者强调，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实事求是地揭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中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分析研究人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为了更切实有效地运用人口控制手段，积极引导、发展其正面效应，克服负面效应，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控制人口的基本国策。     

中国生育率低都是高房价惹的祸?

<正>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一次活动上说,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会影响生育率。姚余栋说,我国目前的生育率大约是在1.28%。日本和韩国是生育率比较低的国家,日本的生育率是1.4%。我们比日本还要低。或许有人觉得奇怪,中国人口已超过14亿,生育率下降对控制人口增长不是有利吗?其实,我国人口的确不少,但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国内年龄结构不合理。五六十年代鼓励生育政策,使很多家庭拥有     

山东省人口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口可持续发展面临不同的矛盾。经过20多年的人口控制,山东省人口出生水平正处在低生育率阶段,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基本得到控制。目前,山东省人口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矛盾主要包括:在低生育率水平下仍然继续增长的庞大人总量与人均资源量下降的矛盾,劳动力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本贫乏的矛盾,低发展型老龄化与高社会成本的矛盾,就业人口结构型过剩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矛盾。合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有利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1949—1982年四川省生育水平和变化状况分析——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研究

1982年9月在中国28个省份进行了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不包括台湾和西藏)。1982年7月1日零点作为调查的时点。用全国千分之一人口调查获得的资料,对全国的生育率及其变化状况进行的定量分析,填补了长期来我国在生育率估计方面的空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化改革与农村人口增长

通过实践观察和文献参阅,运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方法,考察分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来的农村人口增长状况。分析认为,因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存在的预期惯性,改革初期,农地产能释放增大了农村人口膨胀空间,集体成员均等平分土地刺激了农村人口增长;之后,延长农地承包期,稳定承包权,制约了农民的生育意愿,降低了农村生育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进一步降低了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     

皖南农村人口形势与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因素

利用皖南两县五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可以分析农村人口变动以及影响和制约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在所调查的农村中,人口自然增长已出现零甚至负增长。加之人口外迁,人口增长呈绝对下降趋势。偏好男孩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但从长远看,该因素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是有限的;抚养小孩的成本日益提高以及观念的改变已成为制约农民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这两个因素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农民生育行为制约的长期性作用不会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人口增长:过去的演变和未来的预测

本文讨论了过去４５年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据此趋势作出了三个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假设,由此预测了未来５０ 年中国人口的增长。最后讨论了两个重要的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就业和人口老龄化     

人口城镇化与人口控制

我国多年来人口控制工作实践已经证明:城镇人口生育水平低于乡村人口生育水平,城镇计划生育工作比乡村计划生育工作容易开展。实现人口城镇化无疑是有利于降低人口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国外有些学者即认为人口城市化是降低生育率因素之一。而在我国,无论是从理论上或实践中对这个问题都还缺乏应有的重视。目前学术界正在广泛讨论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问题,提出这个课题大家共同探讨,对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完成“七五”人口规划,将会有所裨益。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GIS的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时空演变研究

利用极差标准化以及定量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以及5个自治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1982—2010年全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城市、镇和乡村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与全国相同;(2)各省市区人口总和生育率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且空间分布出现明显的集聚区;(3)人口总和生育率城乡差异较为显著,乡村的人口总和生育率远高于城市的总和生育率.     

世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展望与影响应对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是超低生育率作用下人口再生产的特殊类型,是在无迁移人口条件下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和增速、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快速变迁的现象。华盛顿大学2020年人口预测数据首次勾勒出21世纪世界人口负增长的基本趋势,对比联合国2019年人口预测数据,发现世界人口负增长在21世纪开启的作用机制在于低生育率水平预期。进一步展望世界人口负增长趋势,不难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区域和国别人口发展不均衡、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差异化等特征与人口负增长伴随;通过减少劳动力资源、挤压技术进步空间、增加社会保障压力等方式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生,在后人口转变阶段与低生育率陷阱相叠加,以及通过总体和个体视角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在适应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亟待从缓解老龄社会问题、分类实施家庭计划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视角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出生率的计量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否对家庭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是当前较少触及的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而采用人均GDP与人口出生率指标分析经济增长对人口生育产生影响的研究却较为少见。研究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对家庭生育意愿确实产生了负作用;G 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快速增长的确是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并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也显示出二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负均衡关系。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ow Fertility in Europe’

This special issue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focuses on possibl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ow fertility in Europe. This introduction reviews the history of falling fertility in Europe and the literature that explores its causes, its potential implications, and possible policy responses. It also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ttention to recent work on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fertility decline can spur economic growth if the necessary supporting conditions are met. The introduction also identifies some of the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eing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low fertility and suggests that there may be less reason for alarm than has been suggested by some observers. The articles that appear in this special issue are also summarized.     

伊朗人口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伊朗政府根据自身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经济现实,不断调整本国的人口政策;先鼓励人口生育,提倡早婚早育,增强本国人力资源储备;两伊战争结束后,鉴于本国资源与环境压力,通过提倡和鼓励的柔性办法减少人口生育,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2005年以后,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过快,为了预防将来的老龄化危机,伊朗逐步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目前基本改为鼓励人口生育,但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压力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愿望很低,生育成本加大,人口增长不会太快.     

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通过描述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低惯性增长以及人口变化趋势,讨论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对我国经济社会国防国力的消极影响。同时指出,新形势下,完善人口政策必须从改变思想观念开始;必须从放开生育政策,废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唯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人口生育率问题研究

以成本-效用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人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考察经济发展对人口生育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稳定状态下经济发展与人口生育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