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创作主体之分析

汉乐府的创作主体可分为无名氏和有署名两类，又可分为民间和文人两类，其中文人乐府居然多于民间乐府，这种状况和传统印象是大不相同的。而且，乐府作者的身份也由西汉的贵族向东汉的一般文人转移，显示了文学自觉意识正在逐渐增强。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是指六朝时期的文人袭用乐府旧调、依据乐题本事而创作的故事体乐府诗作.与两汉时期来自民间的故事乐府不同,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已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题材的拟古和叙事风格的雅化;二是艺术手法日益精湛,体现为句式的整饬、声律的和谐、隶事用典等,从而使故事乐府完成了从朴质的民间创作到文人化的转变;三是具有较强的愉悦功能,一些诗作本身已具有可以演唱的特点.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歌中,诗经传统和乐府传统是相互影响但又互相区别的两个部分。乐府叙事诗产生自民间,更强调情节性、虚构性和娱乐化的方面。从魏晋文人拟作,到杜甫叙事歌行,再到元白作品,都是乐府叙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并对唐以后的叙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和其他文体的关系

承继两汉民间乐府中故事体歌诗的创作传统,伴着时代艺术手法的日益精湛,六朝时期文人袭旧调、述本事的故事乐府创作因日益文人化而走向繁盛.和汉代他体文学对故事体歌诗创作的漠然态度不同,六朝时期的文人故事乐府创作相继得到了小说和俗赋（故事赋）的关注。其关系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文人故事乐府和小说的同题多作及手法互见现象;（2）文人故事乐府和俗赋（故事赋）的演唱性功能及叙事手法互见现象。     

十五国风与民间乐府刍议

人们往往很注重民间文学对文人创作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故热衷于民间文学与文人作品的比较和研究。这本为必要,亦无可厚非。但人们因此却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不同阶段的民间文学之间的比较与分析。此篇文字旨在通过十五国风与民间乐府(下文所谈的国风和乐府分别指十五国风里的民歌与两汉乐府中的民歌)的比较,探讨,阐明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民歌各自的特色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了解其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及过程,从而把握民间诗歌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我们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与艺术精华,来繁荣我们的创作,反映当今的时代。     

"辞""赋"与乐府

汉人"辞"赋"之称,与"乐府"有直接的关系.乐府采楚地民间歌谣及文人作品,在朝廷配乐歌唱,作为制音协律的底本,故称"楚辞";同时它又可诵读,其诵读形式便被称为"赋".于是在今人看来,"辞"与"赋"在这里似乎被混同了.     

“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

"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先秦乐府诗。现存的"前乐府",共计为133题163首,按其篇名之所示及其音乐性之特点等,大致可分为"琴曲类"、"古歌类"、"综合类"三类。"前乐府"的作者主要由官吏阶层与普通民众两大群体组成,其中,孔子因创作了15题16首"前乐府",成为先秦文学史上在诗歌数量上仅次于屈原的一位诗人。"前乐府"虽然题材内容丰富,但却绝少爱情之作。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李白与民歌

李白是民歌的乳汁哺育成长起来的。他在诗史上泰山北斗的地位是和他学习民歌分不开的。前人早已看出李白的诗得力于古“乐府”最多。古“乐府”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即“赵代秦楚之讴”,就是南北各地的民间歌谣。汉魏“乐府”中有一部分文人的作品,也是学习民歌的产物。     

私法制度如何生成———善意取得制度的发生学解读

善意取得制度渊源于古老的商业习惯,萌芽于少数古代法律制度之中,成型于中世纪商法的公开市场原则,后经欧洲各国的改造,最终形成现代私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发生生成是一个知识整合的过程,体现出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动态互动关系。对法律制度的发生学解读,有利于我们认清制度的本质属性,从而更好地引入与改造。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张养浩生平与诗文创作浅论

本文对元代名臣张养浩的生平及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考论，认为张养浩的退隐是其知识分子人格与官场的冲突所致，其生平经历有超越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范式之处。其散文追随姚燧，取法韩愈，诗歌则兼学白居易之通俗与韩愈之险劲，在元代文坛独具特色。     

别集述论

别集是古代文学史料的支柱。别集有许多异称 ,别集具体的取名方式多种多样。别集起源于西汉 ,东汉至清代不断发展 ,各个朝代都有所建树 ,清代是集大成时期。别集可分为全集和选集两类。别集的编辑 ,有按体裁和作品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等多种形式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简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唐仕途结构述要

本文以汉以来有关变化的背景，讨论了吏道和科举在唐代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其它各种仕途的相应分化和调整。这些事态体现了自汉至唐文官选拔制度的转折及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更切实际地揭示我国古代诸仕途的结构关系，并为有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开发创造力中的非智力因素

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的创造力的竞争 ,开发创造力是使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措施之一。创造力的诸要素可归纳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开发创造力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共同参与的过程 ,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非智力因素得到良好发展才能使智力因素得以最佳发挥 ,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创造力。     

北齐流内比视官分类考述(上)

北齐流内比视官是在北魏比视官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是北齐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流内比视官不仅是列入国家正式律令的职官 ,而且其享有的政治、经济待遇也与流内正式品官大体相同。就齐制流内比视官所列官职来看 ,北齐将领民酋长、不领民酋长、州郡中正、部分州郡属吏列入流内比视官 ,主要体现了高齐政权对世袭豪酋、军功新贵、汉族门阀和地方大族势力的政治荣宠和经济优遇 ,并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优遇性以及法令化、制度化的特点。北齐流内比视官的创立 ,对于隋唐视品官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秦汉时期的侵权行为民事法律责任论析

近几十年来,随着出土的秦汉简牍文书中的陆续公布,其中的法制史料使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在所制定的法律中已有初步的侵权行为法律规范。在这些秦汉简牍法律文献资料中已经有规定近于现代民法的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构成的要件,以及具体的民事责任形式。秦汉时期,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中,这些侵权行为法律规范,虽处于初步阶段,但其中不乏有科学、先进的成分。分析当时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基本类型和相关特点,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