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兼论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激情与理智之间——读马维尔的《致他娇羞的女友》

英国“玄学派”诗歌,因其用哲学辨论和说理的方式写抒情诗,用词晦涩怪僻,因此17世纪以来,世人对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看法褒贬不一,而安德鲁·马维尔的抒情诗却不然,人们很容易从中找到共鸣并读懂他。在《致他娇羞的女友》一诗中马维尔用他得天独厚的才华把古典主义与玄学派诗风融合得淋漓尽致,其行诗之清新、隽永,几乎可以说到了无人能出其右之境界。通过分析该诗的意象、主题及结构探讨马维尔抒情诗的语言艺术。     

钱锺书论“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

钱锺书谈论中国古典诗文之时,多联系西方文学,尤其是讨论“学人之诗”时与之并提比较多的是英国的玄学派诗歌,从物象与理趣、诗歌风格、修辞等方面做了细致的比照分析.“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并不对等,但从作品和作家分析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而这正是钱锺书讨论的一部分依据.     

论陈衍的宗宋诗学观

本文以唐宋诗之争为视角,综合分析著名诗论家陈衍的诗学观点。其论诗宗旨是“三元”说和“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合”说。对严羽以迄清代宗唐派总体上持批判态度,对明七子批评尤甚;大力宣扬宋诗理论,为“同光体”指引前进方向,并创作出清隽奇峭的宋诗型诗歌。其中也不乏持平之论和精深见解。     

托付生命的故乡——浅论朱湘诗歌中的流水意象

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阐释的诗性空间.诗人留存的4本诗集中,有许多诗歌描写了流水意象,这一意象倾注了诗人对生命的歌赞、沉思和追问.对朱湘诗作中的流水意象进行分析,既是我们把握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重要依据,又是我们领悟其生命哲学的重要突破口.     

简论性灵派诗歌的风雅之怀

清代性灵派诗歌的内容意旨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成员虽然以表现真挚之情与闲适之趣为创作主旨，但亦具有风雅之怀：一具有仁爱之心，二具有讽谕之意；性灵派诗对白居易新乐府精神是有所继承的。后人斥性灵派诗为“风雅之”，是十分片面的。     

清初人论竟陵派平议

清初诗论是三百余年来诗学批评的一大源头,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纷杂评说与激烈争鸣,促成着一代诗学的发展与形成。钱谦益、王夫之等人从文运关乎国运上批评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遭到朱鹤龄、魏裔介等人的反驳。朱彝尊、冯班、阎若璩指责竟陵不学之病,王夫之、宋征璧等人攻讦竟陵诗歌门户,虽有着特定的论诗之旨,然非公允之论。清初有关竟陵诗弊之说,其大端有五:幽峭为宗;立论取材偏狭;雕刻粗浅;淫哇鄙俗;用字之弊。相异之调,大端亦有五:不失淳古;瑕不掩瑜;"清气"出之;深情苦语;幽清孤峭不当废。《诗归》之评,以毛先舒、贺裳功绩最著,余论纷纷,多道听途说。有关竟陵派之争,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白话新诗之争——论学衡派的诗歌观

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的论争中,学衡派对白话诗歌批评集中在白话可否入诗,以及格律可否偏废这两个主要方面。学衡派认为诗歌语言应是工具和本体的统一,反对白话入诗;认为格律为诗之本能,诗歌必须坚持格律;坚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歌改革观点。学衡派的诗歌观与其文化思想有内在逻辑关系,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古典主义"一、多"学说有渊源关系。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王树楠题画诗的生命忧思与文人趣味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顺康之际台阁诗风影响下的山左诗歌

顺康之际台阁诗歌的发展对山左诗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山左诗歌在清初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是时代契机下的一次爆发,也是文学自身孕育发展的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文试图从台阁诗歌的发展及影响、山左诗歌发展的因素、山左诗歌的发展概况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以进一步说明山左诗歌的发展脉络。     

高密诗派领袖李怀民诗歌艺术综论

李怀民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今存诗437首,其中五律最多.其诗歌创作现实功利性很强,即借助"师古"——古诗宗法"陶韦"、律诗学习"张贾",以矫正明清诗坛"矫饰"熟俗"、不"入格"等流弊,故呈现"清真"平淡"新奇"的风格特征与"格法精严"的艺术特点.其审美理想、成长环境、人生遭际、创作态度等也是影响其诗歌艺术特征的主要因素.其诗被后人奉为典范而广为流传,在一定范围内扭转了一代诗风,在清代诗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诗歌局限主要是题材内容不够广泛.     

竟陵别调——马之骏与《妙远堂诗钞》

明朝中后期的诗人马之骏,在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无人提及,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其实他在当时颇有诗名,并同竟陵派的钟惺互为诗酒之友.其留有诗文集<妙远堂集>四十卷.后人曾于清代重刻其诗歌选集<妙远堂诗钞>五卷,收马氏诗800余首.     

千载有余情——从南社诗歌看唐代游侠诗的足迹

南社诸子游侠诗的写作与唐代的游侠诗相互辉映 ,对照之下 ,笔者发现二者颇多相似之处 ,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相异的游侠诗风貌 ,站在唐代游侠诗的研究基础及目前研究旨趣的南社之间 ,本文试图找出二者相载相承及其各自发挥的天空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清高密诗派对王士的评价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宪乔认为,渔洋诗"清远为尚",神韵为宗,诗学王、韦,能得唐人诗意。肯定其"怨逸伤远"的才情韵致,"典远谐则"的自然本色。同时指出,渔洋诗追求清淡雅洁,有时情景志兴落不到实处。认为渔洋诗长于"明靓轻圆",与杜甫郁勃沉着的风格相反,所以其学韩学杜诸作,虽极为排宕以取古拙,终不能排。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李宪乔强调诗歌以独造为本,以真挚见情,情兴自然,精神感通。反对媚俗,强调风雅、气骨。认为朱彝尊以经史为诗,追求温柔敦厚的诗风,长于学识,短于独造和真情,指出其僵化、程式和流俗之处。     

韩孟诗派会聚洛阳期间的创作及其意义

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 ,韩愈、孟郊、皇甫氵是、李贺、刘叉、卢仝和贾岛等会聚洛阳 ,互相唱和 ,写出了一批险怪诗作。孟郊在诗歌创作上求重、求拙 ,具有深刻的表现性 ;韩愈则以气势取胜 ,富于浪漫色彩 ;李贺、卢仝和刘叉在这一时期受韩愈和孟郊的影响 ,追求险怪诗风 ,因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于洛阳期间。贾岛的加入意味着韩孟诗派衰落。     

陈澧《忆江南馆词》简论

陈澧是清代词史上的一位重要词人。参加越台词社对陈澧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为陈澧词突破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此说不确,事实上陈词正属浙西格调。陈澧词向有“学人之词”之誉,无论是从岭南词史还是整个清词史来看都值得重视,且这种特质还有功于清词词境之开拓。另外,考察陈澧词有助于对浙西词派后期的发展有更为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