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梁启超《新民说》伦理思想初探

《新民说》一书,是梁启超伦理思想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据他自己所说:“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饮冰室自由书·说悔》)这就是说,新民之说渊源于《大学》。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断定《新民说》就纯粹是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实际上,梁启超以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对《大学》的新民之说进行了改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从《新民说》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而且由于梁启超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各派的伦理学说,这就使他的伦理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评萨特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的几个基本观点

让——保尔·萨特尔(1905—1980年)是当代法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自称其哲学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关心着人”的哲学。自认为其哲学把人作为研究中心,提出了一套存在主义“人学”理论,用存在主义观点分析了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责任等伦理问题。萨特尔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就系统而集中地阐述了他这方面的观点,本文主要对该书中几个基本观点作简略的评论。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灵魂——重读《如意》、《立体交叉桥》及有关评论

刘心武同志的中篇小说《如意》、《立体交叉桥》发表后,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强烈反响。其中以赞扬者居多,主要是赞扬小说对“人性美”的歌颂和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有的论者还就此引伸出了“人道主义的文学主张”,即认为,只有“用人道主义来充实和深化现实主义”,才能创作出最优秀的作品,才能攀登文学的高峰。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地位、作用,社会主义文学的灵魂和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等问题,是应该讨论清楚的。 一 《如意》讲述的是一位学校的老勤杂工的故事。老勤杂工石义海从小是“育婴堂”的“弃婴”,后跟神甫当小厮,解放后在学校当勤杂工,为人善良而富有正义感。他有一个几乎是天生的信念,就是“要把人当人待”,“不能那么糟践人”。因而,“文革”初期,他冒着     

评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阿尔都塞通过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道路的考察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理论命题。他的这一理论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但同时又有无法说清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同一般人道主义的原则区别的局限和失误。     

孔子仁学奥秘再破译

为什么世界三大文明源头(中国、印度、希腊》在公元前出现了精神发展鼎盛期,在价值观方面,分别得出了一些颇可比照的范畴,如孔子的“仁”,释氏的“慈悲”和亚里士多德的“善”(“自由”,“平等”)?本文当然回答不了历史学上的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本文仅仅注目于孔子的仁学奥秘的再破译,也许它有助于回答这一难题。但此种“破译”,异于国内外所有孔学成说,撰成此文目的在俟同好正之。从马克思对古希腊罗马的分析中寻找灵感笔者根据《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思路,在一系列论文中(请见《人道主义是商品经济的“几次方”》,《江淮论坛》1989年3期;《论人道主义产生于商品经济》,《青海师大学     

青年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人道主义观

人道主义包含历史观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含义。作为一种历史观,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历史观集中表现在人的劳动异化论上,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的价值关怀。但是这种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价值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同时,马克思将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思想置于唯物史观的坚实基地上,从而为处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关于“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读

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众多研究者中,马尔库塞在其《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人道主义思想是贯穿马克思所有著作的基本内容,并且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思想,片面强调自由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解释。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历史的轨迹与时代的观照--<中国社会主义认识史>读后

历史常常是这样:思想、学说一旦吸引人,一旦被人们所掌握,就能够产生改天换地的力量。整整一百年以前,“社会主义”在中国近代的两位历史巨人的思想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是主张在中国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梁启超,1903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号上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主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梁启超按照当时用中学会通西学的方法,将社会主义同中国古代着眼于均产的经济改革政策联系起来。一个是主张在中国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人道主义

一九三二年,国外首次全文发表了马克思的一部重要著作《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一发表,立即轰动世界并引起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的重要问题是:《手稿》中关于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等人道主义思想,是不是马克思的成熟的思想?人道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现沦体系中应占据什么地位?它和现代西方流行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有何区别? 对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在《手稿》中表现出来的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一贯的光辉思想。我们一定要继承《手稿》中这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 然而教条主义者却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们以《手稿》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著作为借口,认为它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痕迹,马克思后来抛弃了《手稿》中的思想,成了一个只讲阶级斗争、不讲人道主义的暴力革命论者,所谓人,人性,人道主义诸范畴,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无涉。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左倾变为极左,理论界谈人色变,“人道主义”成为禁区,四人邦操纵的舆论工具围剿人道主义,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190 2年 2月 ,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 ,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 )。 3月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 1 ,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 ,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据《新民丛报章程》2 标示 ,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 ,“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因此 ,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 ,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 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内圣外王”之谜——太谷学派管窥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是著名的书,历来诵读者很多,但是,大约由于它“什九皆寓言”,在学术思想上认真对待这一说法的似乎又不多。梁启超也许是个例外,他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中国学术……其指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以此也”。他实际上指出:在“中国学术”中,“内圣”——修养和“外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

本文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为中心,全面探讨其文化主张。作者认为,梁氏强调“尽性主义”和思想解放,这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们所强调的主张是一致的,他的尽性主义就是个性主义,他的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他用时代的眼光,看清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大趋势,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和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意见,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是大体一致的。过去将《欧游心影录》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宣示,把梁启超认作五四后保守主义营垒的人,是很不正确的。之所以存此误解,除政治原因外,主要是读书不求甚解,对梁氏这一时期思想著述的全貌缺乏全面了解所致。     

海德格尔1928年夏季学期讲座中的自由观念探析

在海德格尔1928年夏季学期的讲座《从莱布尼兹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自由”成了核心关注之一,对于他整个思想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个讲座从自由与命运、必然性、合法则性、约束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出发来理解自由,把自由规定为超越性和成为根据的根据,用它来统一作为“元存在论”(即作为逻辑学之形而上学始基)的哲学和《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并试图从作为绽出统一性的时间性来解释这种自由的源起。这样的自由观念一方面与《存在与时间》一脉相承,另一方面表现出了重要的差别,成为海德格尔突破《存在与时间》之困境的一条新路,从而与其思想的“转折”有着根本性的关联。也正因此,这个讲座中的自由观念一方面更彻底地突破了西方传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过渡”性质。     

1903: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1903年前后,梁启超30岁左右,思想相对成熟,创作欲也极其旺盛,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政治个性,成为清末中国政界和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新星。全面论述这一时期梁启超自立的过程及其文化结构是很困难的,这里仅就梁兴趣较浓的国家学说和经济体制进行简要的历史评说。 一、国家学说 梁启超一向视国家学说为政治学的核心和政治文化的支柱。他的政治文化建树虽说是以欧美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指导,但研究最具体而深入的是国家学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他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指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①从这种历史演进的必胜的认识出发,梁启超刻苦研究并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国家制度,1903年前后发表的有关的论文不下20篇。在梁启超的笔下,立宪政治反映了人类争自由、求发展的本质,是天赋人权论的具体体现。为构筑自由为体,智慧为用的政治文化,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