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通过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倾向的"七月"派诗学和"九叶"派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相互间并峙、互补关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把握上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在断代诗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之意义。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真实与训谕博弈:延安现实主义诗学审美路向透视

中国在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时,忽略或弱化了对现代性批判这一极为重要的内涵,而是强化了对封建主义、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变异,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使它加速偏离经典现实主义的轨道,向革命古典主义方向发展.把新古典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阈,是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一个创造性贡献,也是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的政治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现实主义的训谕功能.     

评析王洪岳新著《审美与启蒙》

中国学界对20世纪上半叶的文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文论和浪漫主义文论两个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历史长期禁锢的原因,现代主义文论的研究在80年代几乎是一片空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的具体流派、思潮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但这些研究要么只是从文学史的视角,而不是从文论的视角进行思考,因而缺乏一种哲学的或诗学的理论品格;要么固于视野偏狭,固执己见,无限夸大研究对象的价值和地位,造成结论的空妄无当。     

回顾、思考与展望——文化研究在中国

一、西方文化研究两大流派观点的引入 20世纪70年代,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这种转向是与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这一历史事件紧密相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准备不足,其根源在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种唯科学主义的实证论的理论解说,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无产阶级丧失了作为历史主体的革命首创精神.     

哈罗德·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探讨

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通过辨析其批评理论中具有浪漫主义诗学内涵的关键词,比较其"焦虑说"与哈兹里特和基布尔"宣泄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与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可以看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深层内涵与浪漫主义诗学内涵是同质的,是对浪漫主义的框架性继承与发展。对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梳理布氏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新的视角审视其"影响-误读"理论和文学经典观,进而深化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特质的认识。     

现代诗学传统视阈下的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建构

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已经形成传统,无论从诗学的历史承继,还是从诗学本身来看,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种传统的定型,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反思精神品格的确立,即延安的现实主义、"七月"的浪漫主义和"九叶"的现代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主要是在反思中得以完成的;二是在于现代诗学话语的成熟,1940年代是一个理论自觉的年代,也是一个诗学高度融合的年代,在这种背景下,三大诗学都各自形成了自足的话语表述体系.     

回归、新变与泛化 --论20世纪40年代浪漫主义思潮

在20世纪40年代的特殊环境中,浪漫主义思潮因重新获得了较大的自由空间而呈现回归之势.郭沫若重新评价浪漫主义,在创作上取得了浪漫主义历史剧的丰收;在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开始融合浪漫主义的因素;在不同的区域还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带有浪漫主义成分的创作.40年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涉及社会情势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自己的特点,其昭示的文学发展规律值得人们深思.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辨析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其价值走向经历了戊戌文学革新时启蒙社会、开通民智的文学救国论;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实现人的启蒙与觉醒,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整体转换;30年代在救亡背景下的文学社会化转向;40-70年代大众化的政治工具论;80年代在非艺术的轰动中复兴文学之梦,以找回人的尊严和文学自信;90年代在边缘中寻找本位,文学在非轰动的艺术坚守中回到自身等发展阶段.基于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可以对百年中国文学的价值范式作出这样几种判断一是意义认同--社会本位的"世纪波";二是形态复归--构筑价值载体的"同心圆";三是本体认知--价值转型、价值游离、价值接轨的"三级跳"等.     

俄罗斯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概述

维谢洛夫斯基.亚.尼是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和历史诗学的奠基人。他把历史诗学的研究推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提出的建立历史诗学的任务和方法对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现代文艺学和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俄苏理论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研究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辨证、从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到注重理论本身价值的过程。     

知识分子激进传统的社会学反思

本文剖析了五四以来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四种激进传统,即科学主义、浪漫主义、天启心态和民粹主义,认为将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理想一概诉诸社会运动,往往将导致乌托邦救世主义或极左思潮的泛滥,因为这些价值思想作为民间的道义力量,只能对现存秩序起一种舆论上的制衡作用。文章认为,对传统的道德宗教不能完全否定,现代市民社会的秩序即有赖于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和公共精神。     

论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与小说叙事学的关系

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是上世纪艺术本体论的先声,它首先提出文艺作品是自足体,文学研究应从文学自身内在规律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文学科学。作为艺术本体论的代表流派,20世纪60年代兴盛发展于法国的小说叙事学最符合形式主义所谓文学科学的条件。本文试从方法论、叙事结构、人物观三方面考察两者的生发继承关系,论述了形式主义对小说叙事学的启示与影响,以及叙事学自身在对象、范围、深度等多方面的理论扩展。     

杨万里主体性诗学刍议

法度与自由的关系是理解杨万里诗学的切入点。由此出发,遵从杨万里诗学的学理逻辑主线,逐层把握杨万里诗学的理论基点、丰实意蕴以及诗人主体精神的结构性征的内在诉求,进而实现对杨万里诗学的超越性层面的有效清理。     

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新论——兼论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的差异

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苏俄刑法理论移植而来.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国初步建立,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20世纪50年代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在苏俄刑法理论上.尤其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刑法理论上,无论是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还是主观方面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本主义: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范式——浅析人本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工作

自20世纪40年代后,人本主义在马斯洛、罗杰斯和萨特等人的倡导下迅速发展为社会工作四大理论范式之一。人本主义尊重当事人对自己过往经历的理解,关注人的自由、尊严和主体性价值,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基础。同时,在看到人本主义的理论贡献时,也应深刻认识到它所具有的缺陷。     

“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通过对“诗学”及“诗”、“志”等概念的辨析和追踪,从释义学、符号学和诗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语言的深处是一种信仰,语言的权力就是隐喻的权力。如果在诗学理论上读解“诗言志”而追寻一条意义链的踪迹,这条意义链就是在“诗”、“志”、“意”、“识”、“记”等互为训释中组接而成的。如果认为诗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本形式,那么,主体创作的诗作为既成的书写也仅是在隐喻中使儒家经典文本指归的道德伦理出场而已。说到底,“诗言志”是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儒家诗学批评就是对“经”之隐喻的承诺,是经学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隐喻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探源——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研究视角

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出现,既与当时语言科学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具有文学自身发展的深层原因。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所著的《诗学》是第一部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专著。《诗学》中的相关论述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作为近现代以来的第一个文学批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主张将语言学的相关方法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强调将文学的语言“形式”作为研究重点,以此分析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文学性”。这种方法论的理论来源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言词的相关论述是密切关联的。因此,《诗学》的这些论述本质上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问题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化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哲学与文化思潮,内部立说各异,基本主题是研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精神。80年代西方学者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与研讨,是就社会进程、时代特征和文化样态两种涵义而言展开的,不同学派对当今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特征及其未来走向,见解大相径庭,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也有不同的态度与论评,后现代主义文化中起首要理论核心作用的哲学,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反一切哲学传统,抹煞人的主体中心,是它们的特征;也有另一些学派的哲学家根据不同的理论观点提出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今西方各种文化有着强烈的冲击和回响。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有认识价值与借鉴意义,可以使中国现代化事业注意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避免有关的矛盾与问题,但不能将它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恐慌 ——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抉择的再认识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节点上,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是随国民党去,就是同共产党走的历史性抉择.他们不仅要忍受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和飞涨的物价所造成的生活上的痛苦,而且还陷入到了由于连绵不绝的内战导致的精神找不到出路的烦闷以及对未来社会无法判断和把握的恐慌之中.这种苦闷与恐慌直接引发了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改变抛弃国民党,倒向共产党,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现代性与中国的诗性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中国五四以后的3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发生了两次浪漫主义思潮.由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性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决定了中国浪漫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神性浪漫主义.而是一种诗性浪漫主义.它具有现实关怀、写实风格、明朗健康的情绪、平民精神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