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东南互保新探

义和团运动时期,我国出现了北方战火纷飞、东南议约互保的奇特局面.对于东南互保多数论者把它看作一幕"丑剧",其主要策划者张之洞也被且为"通敌叛国"者.也有少数人对张之洞及其策划的互保歌功颂德.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均欠妥切,有重新认识之必要.1900年6月,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在清廷发布宣战上谕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东南督抚通过盛宣怀、余联沅和沈蔼苍等人与帝国主义列强议订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使长江流域及东南数省形成了互保局面.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出自帝国主义和东南督抚的共同需要,也是当时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的产物.张之洞是东南互保的首领     

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推行“新政”上谕。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同年7月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包括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等等,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范本。1903年9月,清廷成立了商部之后,相继成立了邮传部、财政处、税务处。从1902年到1907年间,先后颁布了《筹备矿务章程》、《商部重订铁路章程》、     

亚马留政府时期澳葡财政的若干问题

亚马留是第一个为澳葡当局建立新税收体制的总督。1846年他发布第22号总督训令,核准《澳门公钞估议抽收章程》,规定了澳门公钞的征收原则和税收计划编制的工作方针。澳葡当局财政运作中使用的货币Pataca是墨西哥元(或西班牙元),而非“澳门元”或“澳门币”。早期澳葡财政运作中广泛使用中国“两”,以此来统计财政收支数据。1847年第46号总督训令和修订的《澳门公钞估议章程》将议事公局排除在公钞估议活动之外,由此设立了一个独立于议事公局而从属于澳门总督的政府部门——公钞会公所。亚马留政府尝试对澳门华人征税,并部分达到了目的,但尚未建议起一套专门针对华人的征税制度。     

再论庚子“东南互保”的首倡问题

关于庚子"东南互保"的首倡问题,事件经历者和学术界众说纷纭。东南互保之首倡,应以"订约互保"之提出作为首要的评判依据。无论是所谓的"东南意识"还是各项"互保"活动,都是晚清东南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场域,在受到外部挑战过程中所萌发的一种自觉的群体行为。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1900年发生的东南互保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先前的研究已对此做出许多有价值的探讨,但根据一些新出史料还可对这一事件最初策动过程略作补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郑观应不是东南互保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建言是否发挥作用也并不太清楚,不过他对当年的政治变化给予高度关注,积极建言,积极行动,主动参与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行程的上海国会,应该是合乎其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     

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积累了大量函札,被革职后又在上海参与了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影印出版之前,作者考述了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揭示了其藏札中精彩的篇章。     

空间·结构·心态——区域社会史视角下的“东南互保”运动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重大事件。东南互保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发生的,其目的是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和业已形成的"空间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东南社会复杂、微妙的意识心态,体现了晚清国家、地方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畸形"关系。     

勘正点校本《史记》地名线误用两则

一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秦始皇本纪》第２７５页）①案 :此句“杜南”下专名线只应标出“杜”字 ,“南”不在其内。《高祖本纪》叙“汉王之国” ,曰“从杜南入蚀中。” (第３６７页 )正义 :“韦昭云 :‘杜 ,今陵邑。’《括地志》云 :‘杜陵故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南十五里。汉杜陵县 ,宣帝陵邑也 ,北去宣帝陵五里。’《庙纪》云 :‘故杜伯国。’”此说甚明。今考《汉书·地理志》 ,②京兆尹属县有杜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③卷五十三陕西二下有杜陵城 :“府东南十五里 ,周杜伯国也。秦武公十一年初置杜县。汉宣帝元康元年葬…     

《李秀成自述》与防洋动机

如何看待《李秀成自述》,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篇短文,仅就《自述》的思想动机的一个方面——防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学者.在《李秀成自述》中,提出过“收齐章程”的建议.究竟怎样分析与理解“收齐章程”我们认为,李秀成提出“收齐章程”,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以下两点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今我主死国亡,我亦被擒到步(这里)”,“天朝之根已     

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土地章程》中文本

1845年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开辟的一个中英地方协定,这个章程既确定了外侨和华民之间的具体租地办法,又规定了界内的一些城市建设、市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应行措施。这是近代上海主权将沦,但也是进入对外大开放和城市近代化的一个历史性的起点。除此之外,这个章程更深广的意义还在于,经过以后多次的修改、补充,它成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根本法”而且,因这个租界是外国在华建立的     

有关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两个问题

<正> 一九一九年七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胡适抛出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八月,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以迎头痛击,开始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这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和散发了二份《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章程》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立场上?有的同志认为,“问题研究会”是在胡适“影响下”发起成立的,“《章程》的主旨,同胡适的口号完全吻合”;《章程》所列一百四十多个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胡适提出的”,有的与胡适的提法是“一回事”,有的比胡适提得“更具体了”;《章程》提出的“问题之研究     

盛宣怀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德国文献

就《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中的2044份电文及函稿有关德国文献,诠释德国在义和团期间与此相关的“东南互保”、清朝封疆大吏们的对德观,以及英、美、俄等国在此期间对德的种种看法,并予以研究。这些未刊的文献资料,对于学术界加深对20世纪之交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尤其是德国在这期间的表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的商会职能及其启示

《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为推动并规范商会的产生与发展,以实现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目的的所谓新政举措之一。《章程》中对商会职能的规范可概述为:保护商人利益,推动商业振兴;宏观管理中的下情上达;互通商情,处置意外;仲裁国内商事,调处涉外纠纷;代办商业注册,担当信用公正;印制规范帐簿,负责推广施行;动用商会公积金,扶持保护地方商业大户;打击不法商贩,维护商业秩序;代为申报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章程》的出台无疑推动了当时商会的规范与发展,而有关商会职能的规范,对我们今天培育和发展行业性社团等民间组织,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福州船政学堂教育与甲午海战

1866年6月25日，闽浙总督左宗棠上《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析》，建议在福州建厂造船，并打算在造船的同时设局，雇请洋人教习造船、驾驶等技术。他的奏折得到清廷批准，但不久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在选择沈荷桢主理船政，并聘任法国人口意格与德克碑任船政正，副总监后方离开福州。福州船政局成立后，采取一系列教育措施，使船政学堂教育取得巨大成功。第一，强调船政学堂的重要地位。1866年12月11日，左宗棠即将离任北上时，在其上《评议创设船政章程析》中说：“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技人才也。艺局之役，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     

顺康时期的河道总督探讨

如所周知 ,“总河”或者“河道总督”是主要担负河道、运道治理重责的首脑。然而 ,学术界在论及明清时期的水利制度、河工制度时 ,并没有对作为重要职官的河道总督做深入的阐述。就笔者目前所见 ,专门论析河道总督的文章仅有一篇 ,即袁明泉先生的《明清时期的总河》(刊于《中国水利》1986年第 6期 ) ,该文勾勒出了明清时期 ,河道总督这一重要职官演进的轮廓。本文在此基础上 ,对顺康时期的河道总督进行考察 ,不足之处 ,还望方家指正。　　元、明“总河”的演进以及顺康河道总督的总体特征　　元朝时候 ,贾鲁担任总治河防使、都水分监 ,掌管…     

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

《敬呈管见折》是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1879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奏折.当时清廷不仅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于罗折“妥筹具奏”,而且时隔不久,8月5日便有谕旨“罗应旒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委”.     

丁惠康乃丁日昌之子

<正> 戴逸、林言椒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中由戴文葆撰写的《谭嗣同》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说:谭嗣同“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四川总督丁宝桢之子惠康,被时人并称为‘四公子’.”①谭嗣同(字复生)、陈三立(字伯岩,号散原)、吴保初(字彦复)、丁惠康(字叔雅)四人,在晚清光绪年间被士大夫们称之为“四公子”或“海内四公子”,这是不错的.但是,“戴文”把丁惠康说成是丁宝桢之子,这就是张冠李戴了.笔者认为,丁惠康之父应当是丁日昌,而不是丁宝桢.     

林则徐抱病亲履蒲城考——与拓荒同志商榷

拓荒同志的《林则徐与王鼎的知交》一文(载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福建论坛》,以下简称《知交》),是深入研究林则徐的一篇佳作.但文中关于“林则徐因病奏请开缺调治,清廷赏假三月.在此期间,林则徐抱病来到王鼎的故乡一一陕西蒲城,缅怀恩相王鼎”的提法,笔者不敢苟同,略陈刍荛之见,祈请赐教.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陕西巡抚邓廷桢,病卒于西安任所.三月三十日,清廷命署理陕甘总督林则徐继任,仍暂留甘肃,会同陕甘总督布彦泰办理青海“番务”,俟办竣后赴任②.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离开兰州,赴陕西巡抚新任,七月初九     

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几种理解

<正> 本刊自第三期发表《臧克家·邓广铭关于岳飞〈满江红〉的通信》后,一些读者在来信、来稿中谈了对“三十功名尘与土”不同看法,兹摘编如下: 一、认为是视功名与尘土。上海读者施若霖说;“‘三十功名尘与土’跟孟轲所称‘富贵于我似浮云’,及毛泽东《沁园春》词中‘粪土当年万户侯’含义相类,应该说是积极的扬弃名利观点、鄙薄追求富贵荣华的豪语,和岳氏《满江红》全词激昂慷慨的气概是呵成一气的。”二、认为是视自己的功业建树象尘土一样微不足道。上海读者梁钫说:“对‘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