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及其治理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行为失范,行为与责任不匹配的问题.本文以此次疫情为例,构建公共安全治理中政府使命、责任与行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比较不同地方政府应对此次疫情所采取的不同行为措施,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履行前瞻性责任不到位,统筹协调责任仍有待加强,在运用规律和新技术降低损失方面履责不够,在公开和传递信息方面失责,在公共安全的源头治理方面履责不到位.究其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风险防控动力不足;行为治理机制不完善,难以约束主观自利动机;在公共安全治理方面思维僵化;信息交流及沟通存在梗阻;危机治理受到技术、利益等方面的阻碍.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针对地方政府行为失范的问题,应建立第一吹哨人制度,促使地方政府履行风险治理责任,矫正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失范行为,树立公共安全治理底线思维、兜底思维和全过程管理思维,借新技术之力打通地方政府在数据信息传递中的梗阻,从制度、技术、法律保障等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加强公共安全源头治理.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规制失灵

由于我国财政分权更多体现委任制的特征,地方政府行为以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导致地区间财政收入的竞相竞争,挤占环境规制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造成财政收入与环境规制呈反向替代关系,环境规制失灵。为减少地方政府竞相竞争带来的环境规制失灵,应将环境规制实施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转移到较高层级的政府,并对贫困地区实施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以推动贫困地区环境规制的实施。     

论对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由于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呈现出一定的个殊性。相应的,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化也有不同于中央政府的法规范要求。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事前立法设计和司法评判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将有利于从整体上塑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论转型期我国政府微观规制职能的重构

政府规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行为,规制者作为代表政府行使规制职能的执行机构,是多层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我国的政府规制改革也应从这一环节入手,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建立责任政府;明晰规制者的职能,建立有限政府;依法规制,建立有序政府。     

竞争推进与竞争中立:政府反竞争行为规制研究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之行为是很多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国大陆,政府限制竞争的现象又具有国家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特殊性.针对政府反竞争行为,一般采用事后规制的路径,即竞争法或反垄断法规制.然而,法律规制并无法解决我国大陆行业行政垄断问题,且存在法律责任不明的弊端.近年来,国际上不断兴起的竞争推进和竞争中立政策则为此提供了一条事前规制的路径,是事后规制的有力补充.     

论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地方政府由于在地方群体的利益驱动、地方制度供给的创新以及间接干预的主导性等方面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个殊性,因而在促进其经济行为规范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相对特殊的法规范要求。本文以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为前提,提出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地方政府规制中的届际机会主义行为及治理——基于叠代博弈的视角

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规制行为的观察,我们注意到政府届际更替中表现出的特殊的机会主义倾向。地方政府届际机会主义产生源于有限理性和契约不完备,因政府官员的任期制和政绩考核体制被强化,因缺乏监督机制和代际补偿机制而延续。文章分析了政府规制中届际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利用代际交叠博弈模型研究了届际合作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提出了治理建议。     

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维度探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部分。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和人民利益脱节等现象仍不时出现，这些治理偏差影响了基层效能、政府信誉、人民福祉，因此需要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矫正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方法，即党建引领、德法共治、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等。     

软环境的塑造与政府规制质量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对软环境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塑造良好软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规制质量的提升。我国政府规制水平较低,经济运行的软环境还不稳定、不完善,软环境治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这要求我们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我国的发展实际,努力提高我国的政府规制质量。     

政府失效之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

政府失效的具体表现是:产生了新的外在性,造成了新的资源浪费,形成了新的垄断,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带来了新的经济起伏波动。治理政府失效的对策是:明确政府干预行为的目的及职能范围,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与约束。     

概念、学科与合法性——政府经济行为的逻辑与困境

政府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其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存在。本文从有关政府行为的一些核心概念入手,探讨了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对此问题研究的现状和逻辑,并对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对治理变革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政府规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

政府规制是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对规制对象所采取的对进入、退出、价格、投资等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行为,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它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补救,市场自由竞争下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只有在政府规制这只强有力的手的规范和制约之下才能实现。为了建立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规制改革仍然需要深化,一方面,要改革规制机构,优化规制体制;另一方面,要创新规制方式,规范规制行为。在吸取西方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实际,深化改革,实现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协调发展。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政府对市场的培育与规制

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为进一步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规制市场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市场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要求之一,市场培育是政府的职能所在,缺少政府的非市场行为是不可能独自发育和完善市场的。政府对市场的培育是必要的,政府在建立、维护市场秩序以及促进市场化进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促进市场化进程中具有规制功能,但是政府规制行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服务行政已经代替管制行政成为世界性趋势,“规制—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全新阐释,更加有利于政府培育与规制市场。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省级政府推动服务业发展：机理、行为与政策取向

省级政府的行为政策是引导和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治理结构。从江苏省发改委2007~2013年下发的诸多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通知来看,“资金引导”和“评优认定”是省级政府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行为抓手。从政府政策与现实问题的切合性来看,总体上政府的政策具有相当的针对性,但是政府政策的前瞻性和市场化程度不足。因此,指向性或偏好性较强的服务业产业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一个阶段应当以更加市场化的政府行为引导服务业发展。     

地方政府规制与规制外部性

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规制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无效或被规制者的影响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转移。它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与市场外部性比较,规制外部性可能影响配置、稳定、分配和增长。它的存在对政府干预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外部性治理问题上,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规制外部性的大小。     

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一个解说政府和厂商行为的分析框架

现有的关于产业规制中的政府和厂商决策行为的分析和研究,受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影响极为深刻,它通常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将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理解或描述为理性决策.其实,无论是产业规制中的政府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实际运作,还是垄断性或竞争性厂商对规制政策的应对,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非理性决策的成分,并且其决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效用最大化.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政府和厂商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的研究,而研究决策行为属性则需要有可行的分析路径.如果我们在评说规制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能对政府和厂商的行为属性有创新式理解,将有助于规制理论框架的重塑.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行为偏差研究

文章认为利益和制度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并试图从利益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寻找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中行为偏差的原因。首先,论文借助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归纳出影响地方政府治污行为的关键变量,其次,把这些变量置于中国现实制度的语境下,解释地方政府行为偏差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以及不断扩张的自主性,使其具备了保护污染企业进而与之合谋的可能,压力型体制下的绩效考核观、财税分权导致的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以及第三方监督的弱化最终促成了政府在治理城市污染中的行为偏差。最后论文从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来纠正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行为偏差。     

社会规制中对政府的激励与对被规制者的激励——基于地方行政辖区小流域污染处理补偿

水污染治理的市场化已渐入实践轨道并取得良好效果,但仍只是零星地分散在局部地区,未形成自由贸易市场.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的介入并实施相应的激励.政府在对污水治理这一社会规制中如何有效地运用激励规制理论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收益,关键在于政府的被激励与其对被规制者的激励中.在政府被激励机制完善基础上,对被规制者的激励则更应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界定产权,使市场机制自动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