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宋美龄

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集中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轰炸.其中,1939-1941年是重庆遭遇大轰炸最为惨烈的时期.作为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宋美龄在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抚慰灾民,并以对外广播、演讲以及战时书写等方式谴责日军暴行,苦劝盟友慷慨相助,为推动重庆国民政府获得广泛的国际同情与各方援助做出了贡献.     

论重庆大轰炸

由于重庆战时战略地位的提高,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调整,重庆成为日本侵略者主要的轰炸目标。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的残酷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典范,具有深远的资源价值。     

重庆大轰炸在红岩精神形成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战时期在重庆培育的红岩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时期对重庆的大轰炸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庆大轰炸从反面教育了重庆人民,成为红岩精神产生的催化剂;重庆大轰炸极大地激发了重庆人民的革命精神,为红岩精神的产生增强了精神力量;重庆大轰炸使全体重庆人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为红岩精神的产生拓展了精神氛围和群众基础;“红岩精神”的得名,也与重庆大轰炸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红岩精神是南方局培育出来的,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用炸弹炸出来的。     

101作战计划与重庆大轰炸

101作战计划是日本侵略者在1940年制订的,企图使重庆政权屈服的战略大航空作战计划。在101作战中,日本飞机采取了全方位、无差别、连续的地毯式的轰炸战术,对重庆市区反复进行轰炸,给重庆市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其残酷、野蛮、猛烈程度堪称历次战略轰炸之最。本文利用中日文资料,对“101作战”计划的提出、内容、实施、特点和给重庆人民造成的灾难进行了较为详实的介绍,并进行了评价。     

重庆大轰炸与国际法

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对发动侵华战争犯有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等罪行.日本作为发动战争的当事国对中国及其国民负有赔偿责任.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审视,重庆大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还违反了二战前后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日本作为这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对中国及其受害者个人负有国际赔偿责任.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人口变迁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人口流动频繁,人口变迁迅速.日军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的大轰炸,对重庆乃至整个大后方的人口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加剧了人口进一步流动;使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恶化了生活、生存、居住条件;促使人们改变婚配观念;促使国民政府改变人口政策.     

重庆大轰炸中的日本国家责任从大轰炸受害平民对日索赔的角度分析

上个世纪的“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作为发动战争的当事国,其政府对中国国家及其国民负有赔偿责任.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审视,重庆大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日本在此次行动中还违反了二战前即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因此,日本作为这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对中国国家、特别是受害者个人负有国家赔偿责任.     

抗战时期中共新闻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反应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新闻媒体<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以大量通讯、特写、评论和时评,报道和揭露日军轰炸重庆的残暴罪行,讴歌中国空地部队对日军轰炸的英勇抗击,激励人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对国民党政府在群众组织发动和防空设施管理方面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中共新闻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对于推动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与巴解组织的关系

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在中东地区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救济的机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则以巴勒斯坦人的代表者自居。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在为难民服务时一直强调他们享有返回的权利,有时在国际讲坛上甚至成为难民的代言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巴解组织对于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的立场经历了一个由不置可否到为其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转变。巴勒斯坦国早已宣布建立,而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与巴解组织的前途依然不明朗。     

抗战时期重庆民众对日军轰炸的意识演变——以1938-1943年《国民公报》等报刊为主体的考察

1938年2月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轰炸之初,虽然引起了重庆民众的惶恐不安,但由于肓日迷信观念和侥幸心理作祟,在对待政府所倡导消极防空最善之法--疏散人口上,市民遵从政府的劝导者不多,而徘徊观望者众.经过1939年5月至1941年9月间的狂轰滥炸后,民众的反应仍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为镇静有序、遵命而行;一为听天由命、罔顾政令.至1941年10月后,随着日机对重庆轰炸次数的逐渐减少,重庆民众对于轰炸之惨状,似乎也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重新回到关心自己当下的、琐碎的、现实利益的生活轨道,对防空等战时公共事务不再多加关注.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 (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拟定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其内政外交举措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九·一八”事变后,为固本自卫计,南京政府更多地注意计划工作,有选择地实践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的遗教,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     

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在大学中的反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倾向于保持战前正常教育体系而稍加损益。循此思路,国民政府将大部分大学搬迁到后方,并于1939年制订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了大学界从校长、教授到学生的普遍支持,朝野就“抗战建国”并举达成一致。     

试论清政府对朝鲜政策(1885——1894年)变化形成之背景

本文从“中朝宗藩关系遇到的挑战”入手,论及列强在东亚确立殖民扩展体系对这一传统关系的根本性冲击。特别是通过分析日本侵略朝鲜对清朝的边疆防务形成威胁,为清政府开始转向全面干预政策进行铺垫,进而对1885———1894年间清政府对朝鲜政策变化形成之背景进行了浅要分析。     

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演变与特点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核心的问题,小布什执政后对台政策的演变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并制定对策,本文基于这一认识,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从“史迪威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结束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重心转向政治目标——扶持中国成为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力图实现中国的统一,使中国成为能在战后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以服从于美国战后世界的规划与安排。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放弃了对华政策中的现实主义成份,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政府,与腐朽、反动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奠定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也埋下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源。     

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乡村赈灾活动述略（1903－1928年）

直隶商会秉承了民间组织热心慈善事业的传统。每遇天灾人祸,各地商会除积极劝募,亲自发放赈济衣粮外,还采取经济手段组织平粜,接济民食,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为了防止匪人扰害灾民,维护商业,各地商会加强了地方治安。直隶商会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政府赈灾的不力,为农村灾民救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宋代的"益俸"政策及反思

“高薪养廉”为宋代首创 ,也是宋朝的一项国策。给予官吏厚俸是为了促其廉政 ,然而得到的却是不廉的事实。本文通过对宋代实行“厚奉养廉”政策做了简略考察 ,认为“高薪养廉”是一个历史性误区 ,利用经济手段是难以促进廉政建设的 ;此外 ,宋代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朝代 ,在人情大于法理的社会思潮影响下 ,往往“立法之制严 ,而用法之情恕” ,使得腐败现象不仅未能遏制 ,反而更为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