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与汉代政治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其主旨是描写一个采桑女子对太守调戏的嘲讽,歌颂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精神云云。但透过该诗,结合当时社会现状等方面情况看,其实这首诗只是反映了汉代地方政治之一般特色。它虽是一首民间歌谣,其所反映的内容却与汉末政治社会之情况暗合。由此可以看出,它绝不是普通老百姓唱的,也不是歌颂劳动人民坚贞不屈、批判统治阶级荒淫无道,它只是熟悉汉代政治的地方大姓人家子女之间互相谐谑嬉笑的欢唱。     

《诗经·汝坟》三种解读之考辨

关于《诗经·汝坟》,在传统的经学史上大致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尊《序》派,以《毛传》《郑笺》《孔疏》等为代表,认为这是文王之“道化行也”。《诗集传》虽然废《序》,但在这首诗的解读中,与《序》保持一致。另一种是废《序》派,以《诗经原始》等为代表,尽管不同意第一派的看法,却仍旧认为这是赞美文王的诗篇。现代人又有第三种解读,认为这是一首纯粹的思妇或恋爱诗,以《诗经注析》《诗经分类诠释》为代表。其实,《汝坟》是一首从描写相思到婚配充满欲望的婚恋诗,并且诗中所说的劳动是伐树采桑,而不是伐薪打柴等。     

君子对待善恶政治的伦理抉择——《论语》和《左传》中“子曰”比论

《左传》中一段“子曰”对“泄冶死谏”的道德评判,看似与孔子一贯的伦理主张不合,乃至有些学者怀疑这里的“子曰”并非孔子的言论。但经过分析尤其是通过与《论语》中类似“子曰”的比较,它与孔子的思想没有矛盾,而毋宁是体现了孔子评价政治伦理行为的慎重态度及其评价本身的复杂面相。围绕君子如何对待善恶政治这一主题,进而分析了《左传》中其它几段“子曰”,以作为佐证说明,它们可以与《论语》的相关思想互补,从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诗·魏风》创作年代考论——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九

《葛屦》为缝衣之女刺贵妇人之作,《园有桃》为魏士人忧贫畏饥之作,《陟岵》为魏役人思亲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晋灭魏之初;《十亩之间》为魏国采桑女子招伴同归之作,《伐檀》为魏国伐木者之歌,《硕鼠》为魏人刺履亩税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汾沮洳》为晋人刺大夫用非其人之作,当作于晋成公元年(前607年)之后。     

《陌上桑》人物形象新说

汉乐府《陌上桑》所塑造的罗敷和使君两个形象是比较典型的，人们历来称颂罗敷是坚贞美丽的民间采桑女，斥责使君是愚蠢无耻的轻薄之徒。这是极不公允的。本文从诗歌的文化背景和内容本身予以探索，指出罗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贵族女子，使君也并非轻薄之徒而只可算是一个中间人物。     

《陌上桑》复式二重性及与采桑母题演变之关系

以文化学与文学整体流变角度来审视《陌上桑》,发现其存在思想文化上的矛盾二重性背景,由此使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表现等方面呈现出俗、雅交织的多组二重性特质。这既让作品成为文学经典,又使《陌上桑》本文奠定了采桑母题的基本形态,使这一题材的写法趋于定型并向雅化转型。后世文人只能以它为范式进行反复模拟和仿作并寻求自我空间,并且在对其程式化的模拟中也消耗了整个采桑母题的生命力。     

郭店简与《礼记》二题

从《礼记》与郭店简的比较看,传说中的《子思子》一书既有子思记述孔子的言论,也有子思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礼记》收入七十子的著作时,作了适应时代的删削,但仍是进一步研究孔门思想的宝贵资料。郭店简与《礼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某些接近,说明它虽不必被称为《礼记》,但却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关于《礼记》的置疑。     

《燕丹子》成书及与《荆轲列传》的叙事异同

《燕丹子》的成书历来众说纷纭,在这争论背后其实是对于小说起源问题的思考。其实,《燕丹子》是杂史,它的成书可以定为秦汉间。《燕丹子》出现的一些传说说明它确实有小说因素,这与瞽史的传统有关,而且唐朝以前对于"左迁"之法一向认同。这足以揭示《燕丹子》中出现的民间逸闻的原因。当然,对于历史中的传说成分,历史学家一般比较慎重,比较《燕丹子》与《荆轲列传》的叙事,可以发现杂史小说在起源时期与历史的不同,并启发人们思考小说的起源问题。     

从《论语》到《五行》——孔子与子思的几点思想比较

《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到子思子创立了五行学说,并为孟轲继承,但五行的具体内容却早已失传。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出土,这一历史谜案才算告破。但帛书《五行》与《孟子》和已佚的《子思子》关系如何?是思孟之间的作品还是孟子或孟子以后的作品?则仍难遽定。1993...     

从《儒行》到《儒效》：先秦儒学的发展与转折

《礼记·儒行》篇和《荀子·儒效》篇都是战国时期儒学对自身的定位和理解的反映,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可以看出战国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转向。《儒行》篇应当属于子张后学的作品。荀子严厉地批评了俗儒、贱儒、小儒,同时提出了大儒理想。相对于《儒行》篇而言,《儒效》篇对儒者的定位与理解已经比《儒行》篇有了极大的提升与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儒学发展的路径,即更加重视儒学中的政治品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学的发展。     

试论《乐记》的作者及与子思学派的关系

有关今本《乐记》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通过《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思想与子思学派接近,或说公孙尼子原本就属于子思一系。因此,研究子思学派可以把《乐记》纳入考察之范围。     

《诗·郑风·遵大路》释译

《诗·郑风·遵大路》释译王敬骝《诗·郑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兮，不好也。”这是一首只有二章八句的短诗。粗看并不难懂。但要认真释译，问题便来了。首先，这诗是说什么的？古今以来，便有许多不同...     

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地理叙事及其演变

沈从文1930年代创作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运用地理叙事的手法绘制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风情图。对读这三部散文集可发现，虽然它们的描写对象同为湘西，但地理叙事的具体方式却各异其趣：《湘行书简》将绘画笔法贯穿地理叙事，通过文图互证，表达了作家的故土情与相思意；《湘行散记》以时光流转为线索，用想象勾连现实，在今昔对比之中显示出湘西历史的“常”与“变”；《湘西》则以空间变换为脉络，选取地理区域、物产资源和精神气质三个角度进行定点透视，以点带面，基本还原了湘西的本真面貌。三种差异明显的地理叙事模式，呈现出沈从文在观照湘西时的情感转换与焦点位移：个体→地方→国家。这一演变轨迹，实际上与创作主体的身份变迁密切相关，它表征着不同历史情境下作家内心特定的情感诉求、文化思考与历史期待。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分析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刊载4首《行香子》词。从现存所知的最早载籍《鸣鹤余音》开始,一直到今人辑录的词集,所录之《行香子》词都与《新刻〈金瓶梅词话〉》所载有一些差异。从各文本文字比较来看,《阆苑瀛洲》《短短横墙》与《兰皋明词汇选》中所录的《行香子》词非常接近。但另外2首的来源问题难以明辨。《行香子》词在流传过程中,即在传唱传抄阶段,就不断演变,使得文字差别较大,版本也极为复杂。《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行香子》词就在流传过程中自成一体。     

艰难的进城:从高加林到孙少平 ——兼论路遥与1980年代改革语境的关系

在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固化之际,路遥的小说《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社会性难题——如何进城.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与孙少平在1980年代的进城动机、进城方式、进城结局迥然不同,前者的进城流露出路遥在乡村伦理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徘徊与痛苦,后者的进城是路遥在"劳动美学"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实践宣告失败后的最后一次想象.     

汉武帝与《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悼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首《秋风辞》,是汉武帝东渡汾阴祀后土时赋的一首慷慨悲歌。现矗立在万荣县庙前村的著名古建“秋风楼”,也因藏该辞而得名。     

《陌上桑》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汉乐府《陌上桑》的研究,可分为奠基期、繁荣期、停滞期、复苏期和发展期,它是中国文学发展中采桑母题表现男女相思相恋到互相冲突的一个转折点,而作为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陌上桑》,是经历了历史的流变,经历了由俗到雅的曲折蜕变才形成的。     

七言诗是汉代歌谣演进的结果

包含《楚辞》在内的＂楚歌＂和《诗经》、《汉乐府》都是可以入乐的作品。从音乐的角度而言,《楚辞》里的＂兮＂＂些＂＂只＂等语助词是不可改动的,＂七言诗脱胎于楚歌‘兮’字句＂的说法还值得商榷。七言诗应是包括＂楚歌＂在内的汉代歌谣自身演进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在文本上对＂兮＂＂些＂＂只＂等语助词的简单改动。     

礼乐精神与女子教育——“《关雎》之义”辨证

《关雎》最初是用于女子教育的作品。《关雎》的叙述者是女子教育的主持者后妃,她教给年轻女子采摘荇菜和准备祭祀等劳动技能,让她们学会相互协作和配合,同时使用琴瑟钟鼓之乐教育年轻女子达成性情之平和,养成内在心性气质和外在容貌举止的淑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行》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都只是用诗,与《关雎》之义没有直接关联。《史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和“周室衰而《关雎》作”两条材料,习惯视作《关雎》讽刺说和诗篇晚出的关键证据,但历来对这两则材料的理解存在断章取义之弊,属于严重误读。《关雎》是周人制礼作乐最早的重要作品之一,表征了周文化的礼乐精神和对女子教育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