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与佛教的关系

以开创山水诗而著名的南朝诗人谢灵运,因一生好佛,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谢灵运礼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积极从事并参与各种佛教活动,诸如欲拜慧远为师、改编北本《大般涅槃经》、为《金刚经》作注等;(二)旗帜鲜明地赞许并支持竺道生提出的“顿悟成佛论”。谢灵运频繁的崇佛活动及其佛教信仰,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     

论谢灵运的“心杂”——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面镜子

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中国佛教史上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著有<辨宗论>,提倡道安的佛教顿悟说,参与南本<大般涅盘经>的译事,积极追随乃至资助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但是慧远却以谢灵运"心杂"为由拒绝他加入庐山的念佛团体白莲社.本文以此事为背景,围绕谢氏的"心杂"展开论述,分析谢氏的人生与性格悲剧,并着重指出谢灵运的"心杂"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培养的借鉴意义.     

试谈《大槃涅槃经》的譬喻艺术

《大槃涅槃经》以譬喻作为佛陀说法的重要手段,将抽象深奥的佛理形象化、通俗化。大量出现在《大槃涅槃经》中的譬喻有比喻和寓言两种,或解说事物,或阐明佛理,并且经中佛陀还提出了“以非喻为喻”的观点,揭示了以譬喻说理容易陷入执喻体为本体、以片面代全体、视假象为真如的弊端所在。     

《阿毗昙心论》中的“常我乐净”

《阿毗昙心论》是说一切有部论师法胜根据《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要义而造的重要经典。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常我乐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大般涅榘经》。《大般涅槊经》在对涅榘四德的“常乐我净”思想描述时，明显地借鉴了有部尤其是阿毗昙的哲学。然而，《阿毗昙心论》中的“常我乐静”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阿毗昙心论》中的“常我乐净”思想有其独特的存在基础和形式。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概念——简论“文化”

“文化热”已经出现,文化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和包括政治经济改革、文艺实践乃至生活方式变迁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理论工作。然而,“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概念的界定究竟如何呢? 这使我们想到《大般涅槃经·寿命品》上的一句话:“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暴水、巧炎,亦如画水,随画随合。”文化亦如是。文化正是在时间流中,在人的活动和动作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呈现、扩大、淡漠、消失;每一瞬间,有明明白白的“文化”在,但     

大人国源流考

<正>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描写了“大人国”、“小人国”的精彩故事,殊不知这种“大人国”、“小人国”的传说,不仅西方有,而且中国也有,在《山海经》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臂。有小人国,名靖人。”《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大人,坐而削船。”《大荒北经》:“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漦姓,黍食。”《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中,大     

《隋书·裴矩传》校正一则

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9页：
　　发自敦煌,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检验百衲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均同作“忛延”。又参《北史·裴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89页）、《新唐书·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29页）亦作“忛延”。     

论谢灵运的济世思想

刘宋儒学的熏染、济世精神的传承、谢氏一门的济世情怀影响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形成。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撰写《撰征赋》、永嘉修政、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改依刘裕、被贬永嘉、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他的山水诗中蕴含“济世情怀”、仕隐的矛盾和“济世”之隐的意蕴。     

《周书》校读札记（二）

1.“赐武杂彩一百段。”（《周书》卷一九《达奚武传附子震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06页）“武”,《北史》卷六五《达奚震传》、《册府》卷八四五作“震”。按《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周书》亦作“震”,则《周书》原与《北史》同,今本《周书》作“武”乃后人所改,此字可回改。     

谢灵运作品杂考

经考证认力,谢灵运的《撰征赋》作于元熙元年春,而非学界一般所说作于义熙年间。由此也可考知,灵运彭城劳军之事是在义熙十三年冬。他的《谢封康乐侯表》绝非《谢封康乐公表》之误,因系该表作于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关于《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诗的作期,通过与谢灵运等人的其它诗作相互发明,证明其作于永初二年谢灵运从宋武帝刘裕至由阿修禊之际,是灵运现存第一首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其山水诗基本特色的作品。     

古代冀南中心城市的两次转移探微

河北南部一带在中国古代曾先后崛起邯郸、邺城、大名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在各自时代都发展为地区乃至北方中心城市。在东汉末年和北周末年两个时期,冀南中心城市先后发生了由邯郸到邺城、由邺城到大名的转移。中国一乱一治的宏观历史环境,冀南特殊的地理状况,以及水陆交通条件的变化等构成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     

论北朝西部审美观与初唐审美兴趣的复归

南风僭居唐人审美崇尚的中心 ,只是唐代美学思潮这一思想长河运行过程中极其短暂的那么一小段 ,很快 ,北风就又取代南风 ,重新成为时代美学大潮的中坚。     

赵长城古今考辨

战国时期,处于四战之地的赵国为抵御南方的魏国及北方胡人的进攻,分别在其南部和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此即人们所说的赵国南长城、北长城。文章对赵国两道长城修筑的时间、原因、方位及现状作了考证,并对赵国北长城与当时燕、秦两国的长城,相继的秦始皇长城及今所见的明长城的关系作了辨析。     

芝兰玉树山水清音——谢氏宗风与山水诗的传承

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正式形成于两晋南朝.谢氏家族中的谢混、谢灵运、谢朓叔侄三代创获的山水诗派,代表了六朝文学的一个高峰.山水诗在谢氏手中的演进与特点,与其家族一以贯之的宗风有着内在的联系.     

刘宋"文笔之臣"傅亮考略

傅亮手掌重权，威胁到刘义隆之权威，妨害到王华、王昙首等新兴势力派之利益，故其死虽与废杀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有关，但亦有一定的冤枉成分。其作为刘宋之重要权臣，平生之所交多为政治人物，有帝王、同僚及释氏等，其中帝王、宗王有刘裕、刘义符、刘义真、刘义隆四位，同僚有徐羡之、谢晦、檀道济、刘穆之、沈林子、蔡廓、何承天、谢灵运、颜延之九位，释氏有道渊、慧琳两位。     

唐初贞观之治里的诗歌拓展

唐初贞观之治时期 ,南风炽盛、北风浸微。以李世民、王、魏徵为代表的北方诗人 ,禀承了北方文化因子 ,其创作更多地基于开国气象的豪壮气势与开阔襟怀 ,与代表宫廷诗传统的南方诗人明显有别。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及其对诗歌提倡的影响力 ,为唐诗的发展开一条新路作了积极有益的推动 ;王、魏徵的典型的教化派 ,明确地站在绮艳诗风的对立面。他们以北朝诗的雄健沉厚之气 ,冲淡了唐初由南风盛行一统的局面 ,为诗歌表现范围的日益扩展与开拓 ,起了重要作用     

褒崇圣裔与世系重建——简论唐代以来的颜回、孟子后裔世系

唐宋时期孟子、颜回虽在国家祭祀、儒家道统中有其地位,但并未形成如孔子的祭祀规模,也没有形成如孔门后裔类似的优待制度,金元时期出于建立道统合法性的急迫性,政府仿照孔子建立祭祀孟子、颜回、追访优颜、孟后裔的制度,在国家推动下产生了所谓的孟子、颜回圣裔世系。     

论五代、两宋词的南方化历程

词作为一种文体 ,在其早期阶段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的气质。从晚唐、五代开始 ,词的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 ,到宋代 ,词已经完全成为具有浓郁的南方特色的文学。词的南方化特点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 ,作者以南人居多 ;二是词的内容以言情为主 ,意象多为南方风物 ;三是风格以婉约居多 ,意境具有朦胧、精致、温润的特点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