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论

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历经了一个由摩擦到对立的过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的影响、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淫,是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导致了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由此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有助于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前七子三事考论

通过对前七子及其外围成员的行踪和文学思想嬗变考察,并结合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坛形势,确定前七子领导的复古运动应该始于弘治十一年（1498）,从弘治十一年至弘治十五（1502）年是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六年（1511）是复古运动的发展期,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九年（1530）是复古运动的高潮期,嘉靖九年（1530）后处于衰微期。“李、康”与“李、何”两种说法都对,只不过是就不同文体和时间段而言。前七子中只有李梦阳与李东阳有师生之谊。     

略论前后七子文学思想的内在矛眉

明代文学研究者多以为前后七子重复古摸拟，缺乏艺术个性，其实他们并非轻视个性与创造精神，只是出于时代原因，其文学思想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前七子经历了由“弘治中兴”到正德昏愤王朝的变迁，文学风格表现为追求雅正雄壮的审美理想与情激悲凉的创作现实难之以统一；后七子身处主威臣谄，排陷激烈的嘉靖朝后期，文学风格表现为强调个人才情与取法传统格调之不能协调。尽管如此，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还是朝着突出个性、才情的方向蹒跚地前进。     

徐祯卿文学思想浅探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弘治七子”(史称“前七子”)为排除当时“台阁体”诗文和“理气诗”、“八股文”等虚饰、迂腐的文风而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前七子”在率领“复古运动”的进程中又出现了分化:李梦阳倾向于刻意模拟;何景明则倾向于学古中创新。“前七子”中跟何景明文学思想最为接近者乃是徐祯卿,诚如何景明自己所云:“天马行空脱羁靮,更怜《谈艺》(指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论刘瑾专权对李梦阳文学活动的影响

李梦阳是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率先提出文学复古口号,打破了明代以来雍容平和的台阁气象,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把持朝政,这一政治事件改变了李梦阳的人生命运,并波及到他的文学创作:李梦阳因弹劾刘瑾被贬官、入狱,诗歌创作亦从以鲜明色调为主的前期之作转变成了情感基调偏于灰暗阴森的狱中诗、感怀际遇诗。刘瑾专权对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前七子"的京师唱和被迫中断,社团成员转入他学,文学复古运动辉煌不再。研究李梦阳及其文学活动,不可不注意刘瑾事件的影响。     

“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与史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争议不同,文学界一致认同“弘治文学复兴”提法,却一直缺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主要表现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其成因得益于该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不断清算台阁体弊端的种种努力。弘治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既反拨明前期台阁体文学,又开启明中期文学复古浪潮,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谈古籍校勘中版本的优劣与择取——以点校《对山集》为例

康海于弘治十五年（1502）擢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为文学史上明代“前七子”之一.其文集《对山集》,从明嘉靖间开始刻印,到民国6年再版,共有10次版刻,该集有初刻本、补录本、校订本、选刻本,但各本文字错综迥异,难以卒定.文章在全面点校、整理《对山集》及多方求证的基础上,求实求真,指出各本的渊源及特征,为《对山集》的校勘提供科学依据,并依此来探讨古籍校勘时版本的择取问题.     

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浅析书法及科举在汉字规范化中的作用

中国的书法艺术兴起于魏晋时期。晋设立书博士．文字的书写成为求取功名的必修课，这一方面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客观上使书写者自觉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正确使用汉字。杜绝了社会上的用字混乱现象，规范意识深入人心。从唐以后，科举取士与书写规范紧密相连．历朝历代上到皇帝，下到各级官吏，都能手书规范字体，这对社会用字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现在讲汉字规范化，重字形重字音．而对书写的关注则明显不足。所以，应尝试借鉴一些封建时代书法科举等有利的因素，促进汉字书写的规范化。     

浅谈《绣襦记》的艺术成就

《绣襦记》是出现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一部传奇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绣襦记》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情节的铺排:以“绣襦”作为一个贯穿全剧的道具;伏笔与照应手法的运用;情节的调整。其次,语言的运用:人物的语言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化用古典诗词生动自然;化用民间语言,特别是“四季莲花落”的化用。上述成就,历来为人所称赞。     

前后蜀宫廷音乐略论

前后蜀宫廷音乐在俗乐机构设置上沿袭唐代教坊。演奏内容上,俗乐化突出;演奏曲目方面,沿袭唐部分乐曲的同时,增加新创曲。从乐器及乐队编制看,乐器种类增多,尤其在龟兹乐队中,融入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然其具体形态如何?它在促使唐乐与北宋初期宫廷音乐转变过程中起何作用?促使前后蜀宫廷音乐继承唐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了解这些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宏观把握此时期的音乐发展概貌,同时对其中音乐形态、特征进行论说也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     

"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

由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掀扬的复古思潮,流延至正、嘉文坛激起了不同的回应,演变成或承续其绪、或悖逆其势的两极发展态势,“嘉靖八才子”成为体现此际文坛复古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文学复古问题上作出的具体反应,涉及到对于前七子文学活动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文学自身价值功能认知上所存在的差异性。“八才子”文学态度的歧异分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嘉之际文坛复古态势发展变化的某种复杂性和曲折性,显示了不同复古取向之间形成的对抗情势。这除了体现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趋于深化之外,也表明它们彼此的分歧在朝内在深层的角度扩展。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

在明代,伴随着佛道两教与其他宗教的日益兴盛,私建的寺观祠廊逐渐增多,对国家财政、社会控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毁"淫祠"活动以遏制私建、私祭之风,解决"淫祠"的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毁"淫祠"活动在弘治到万历前期达到高潮,是明代统治者改革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一过程中,地方官员扮演了毁"淫祠"活动的积极建议与实施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