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再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明代文学的复古是明代政治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影响所致。故我们不能脱离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孤立地来论明代复古文学运动。     

论成化至正德时期吴中与外界的文学交流

成化至正德时期(1465～1521)的吴中文学在保持地域性特色的同时,又与外界文学流派如京师茶陵派、前七子派以及陈庄体诗人有着广泛交流,呈现出开放性特征。有些吴中士人科举胜出后往往融入京师文学群体,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吴中主体的身份和风格;有的吴中士人虽不出仕,但也能主动利用各种途径寻求与外界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论前七子以复古抵制宋儒理学对文学的侵入

明朝理学治国的政策使宋儒理学大肆侵入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文学危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开启了复古运动来抵制这种侵入,并采取了具体的策略:通过对文学与道关系的梳理来重新确立文的独立,对情进行重新认识并还原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对归与途的理解辨析了复古的具体主张.这次复古运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理学的侵入,促进了文学的独立与发展,也使文坛开始活跃.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康海的文学态度与"复古俗"指向

文学史一般认为康海早年加入复古派阵营,是"前七子"领袖,落职闲住后颓然自放,诗文写作"不复精思".但事实很可能相反:康海早年志在经世,并不以文章修辞之士自居,到晚年才把自己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并列为明代"文章之盛"的代表.他在放废前后对待写作、修辞和文章著述的态度是前后一贯的,并无明显变化.其《渼陂先生集序》所...     

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从考察明代复古文学源流的角度出发 ,对明代复古文学酝酿流变、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关系、李梦阳何景明的分歧争论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具有重要的意义     

“前七子”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

关于“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前人已多有论述,且褒贬不一,本文无意于就此再着笔墨,而是力求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及学理逻辑,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前七子”诗学的历史地位。     

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再认识

关于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学界向来纠缠不清,褒贬不一,特别是自明代以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一直为世人所误解,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七子的复古理论,是研究七子文学理论的关键。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实质就是反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七子派复古的目的就在于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理学化倾向进行去魅,从而恢复情感在文学中的价值,可以说,重情就是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核心。     

魏晋迄隋比部郎隶属及其职掌之变化

比部郎始现于魏晋,隶属于吏部尚书,职掌不明;南朝时期隶属于吏部尚书,主法制;北魏、北齐时期隶属于都官尚书,其职掌除继续主法制外,增加了勾检职能.隋朝继承北朝之制,比部侍郎隶属于刑部尚书,其职掌有向专职勾检转变的趋势.比部郎中的变化原因是尚书省内部机构的调整和职权的专业化.比部郎行使勾检职能,客观上能起到考课官吏的作用.     

前后蜀宫廷音乐略论

前后蜀宫廷音乐在俗乐机构设置上沿袭唐代教坊。演奏内容上,俗乐化突出;演奏曲目方面,沿袭唐部分乐曲的同时,增加新创曲。从乐器及乐队编制看,乐器种类增多,尤其在龟兹乐队中,融入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然其具体形态如何?它在促使唐乐与北宋初期宫廷音乐转变过程中起何作用?促使前后蜀宫廷音乐继承唐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了解这些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宏观把握此时期的音乐发展概貌,同时对其中音乐形态、特征进行论说也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     

在宫廷和市井之间——永明文学思潮新探

宫廷雅乐接受民间新声的影响,历来有之。然而,无论从范围、规模还是深度来看,南朝乐府民歌为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程度,是此前任何朝代都难以比拟的。文章从南朝宫廷的市井风气、官僚队伍的经商热潮和统治阶层的出身背景等方面揭示其中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原因和南朝文学新变的关系。     

中苏文化协会与重庆抗战文学刍议

中苏文化协会是抗战前后一个颇具官方色彩的民间文化团体。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战时首都重庆的重要据点。其宣传与活动,就内容而言,不仅限于一般性的中苏文化交流,且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方面,并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局势紧密相联。中苏文化协会与第三厅、文协等文化机构和团体,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共同开展抗战文化活动。通过设立中苏文艺研究会、开展系列活动和译介,中苏文化协会与重庆抗战文学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关联。     

论公武合体运动

幕末 ,西方的冲击促成了日本的民族危机 ,同时 ,也加深了幕府统治的危机。以西方冲击为契机 ,受控于幕府的朝廷和强藩提出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要求。于是 ,幕府、朝廷、强藩进行了一场政治上的整合运动 ,即公武合体运动。公武合体运动是三支政治力量为各自利益而相互妥协的矛盾产物。     

明弘治之后政权运作与诗文风气转向

在我国文学思想传统中,有工具论与重自我感受、自我发抒、回归文学自身两条线。如果以正德朝为界将有明一代划分为两个时间段落,那么前期是工具论占主导地位,后期则是重自我感受、自我发抒、回归文学自身占主导地位,其中促成主导角色地位转换的因素固然是多层面的,如社会思潮变化、经济发展、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但若仅就政权运作层面来讲,除了有君主的行为导向外,手握重权当道官员的权力运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为明代政权集团不同权力阶层共同运作的结果。     

论国际刑事法院之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是国际社会法治化、民主化的重大转折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以补充性管辖原则为基础的一系列管辖原则、管辖条件和程序。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使管辖权的目的是维护司法独立性与限制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规则获得普遍认可,完善某些机制是必要的。     

中国抗战文学初潮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兼论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在中国抗战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悲壮而辉煌的一章.其前奏曲究竟起于何时何地,是抗战文学研究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史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新文学史家都认定抗战文学是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一起发生的;到了80年代,又有一些新文学史著作认为"东北作家群"在"九·一八"以后的创作是抗战文学的先声.其实,这些结论都有违历史真实,因为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才真正是抗战文学的初潮与先声.     

论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通过对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安理会关系的法律定位分析,阐述了安理会在情势提交,调查、起诉,侵略罪认定以及财政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司法的不良影响,建议限制安理会的司法参与权,进行财政改革。     

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规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重要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刑事法律中,不但存在这一原则的缺位,而且有许多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内涵相违背的规定。在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