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越历史概论

(一) 自从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以来,历史地理学界、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等,都立刻注意到这个遗址与古代于越部族的关系。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河姆渡的原始居民,很可能就是春秋于越部族的祖先。这中间,最令人难以解释的问题是,春秋于越部族活动于会稽山区(当然也包括四明山区),见诸记载的部族酋长驻地,如埤中和嶕岘大城等,都在山地内部,部族居民过的是“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迁徙农业和狩猎业生活。宁绍平原虽然拥有丰富的水土资源,但是由于这片潮汐直薄的沼泽平原,土地斥卤,饮水和燃料等也都难以解决,长期来对部族居民是一片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直到越王句践即位以后,他才把国都迁移到山麓冲积扇的平阳,准备以此为跳板,进一步跨入平原。但是,这     

于越在历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于越是我国南方古越族最先进的一部分。从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看:我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应是越族先民先创造的。商朝时期的蛮或荆蛮,大概也包括了越人在内。甲骨文中的粤与粤族(越族)有何关系尚待研究。西周时对越族的称谓有越、于越、越裳、扬越和闽,于越已正式见于文献记载。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早期,于越是越族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他们在江浙一带建立了强大的越国,共传八代历一百六十多年。后来,越国被楚国所灭,成为楚国的一部分。汉代,浙南的瓯越(东越)又活动一段时间。于越及其先民在历史上对缔造祖国和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占有重要的地位。于越先民创造了河姆渡文化等丰富的新石器文化,于越又是春秋战国时期浙江地区历史的主人,他们创造的高度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代表了百越民族的文化特点,为中华民族绚丽多采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楚申包胥使于越”辨

凡涉及春秋、战国时期的越、楚关系,人们往往以越灭吴时,楚使申包胥为越王勾践赞襄大计等史事,来说明越、楚间相互支持的友好交往。然而,揆诸史籍,申包胥使越一事,却颇为使人生疑。首先,就史料而言,在先秦史籍中,申包胥使越之事,仅见于《国语·吴语》: 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问焉,曰,:“吴国为不道,求残我社稷宗庙,以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与之徼天之衷,唯是车马、兵甲、卒伍既具,无以行之。请问战奚以而可?”包胥辞曰:“不知。”王固问焉……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犹未可以战也。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越王曰:“诺。”     

“大禹治水传说产生于越”是正确的

徐建春在《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发表《大禹治水神话研究中的新发现》一文,认为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正如顾颉刚所论是产生于越(会稽),而产生原因则如陈桥驿等认为的是卷转虫海侵在越族先民头脑中的反映。     

官话迁徙与京腔移植

<正> 白山黑水一带是我国东北诸少数民族历代繁衍生息的地方,自古以来,他们和关内的中央王朝就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据史书载,各朝代和东北相对应的民族是:周朝—肃慎(息慎),汉朝—挹娄,六朝—勿吉,隋唐—靺鞨,五代—契丹、女真。而历史上的北京作为东北少数民族进关朝贡或文武来往的咽喉之地,其语言文化和民俗必然要受到东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在幽州(唐五代时的北京)于936年由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后,北京就成了辽金两代入主中原的战略基地。辽代契丹族把北京定为析津府,成为契丹王朝的南京都,距     

靺鞨人的迁徙与渤海国

靺鞨人的迁徙约始于公元三四世纪之交,沿松花江河谷西迁,最远达嫩江以西,可能远至呼伦湖西南.因沿第二松花江河谷南下,至晚在5世纪,靺鞨人已与高句丽发生冲突.6世纪末,粟末部内迁后,第二松花江和松花江流域的靺鞨诸部皆臣属于高句丽.唐朝未能把握好高句丽灭亡后东北局势的新变化,其对靺鞨政策的失误为大柞荣建国创造了契机.由于得到靺鞨诸部的支持,大柞荣在建国之初就控制了今黑龙江南部至吉林北部、东部的广大地区.     

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与人道主义

为了纪念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包括伟大的人道主义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都包含着进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因此,可以说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     

元代女性的交游和迁徙

元朝和前代一样,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绝大多数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交游的范围狭小.女性的迁徙通常都是被动的,或因战争,或因灾荒,或随夫、子行动.女性的交游和迁徙,反映了她们的社会地位.     

城市化呼唤自由的户籍迁徙

一 城市化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工业化而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一定经济条件下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是人口、社会生产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是引起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过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从工业化进程来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     

滇缅印古道上的古代民族迁徙与流动

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梳理利用新发现的相关地方史料记载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滇缅印陆上古通道上古代民族迁徙和流动的情况进行一些探索和整理,指出蜀身毒道或川滇缅印古通道的开辟,是民族迁徙与流动的结果,而且这条通道一直是中国云南和印度间古代民族迁徙流动的重要走廊。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风貌关系的考察

本文从初唐文学士族迁徙的角度,进行历时性考察,认为:从迁徙方向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向心型和离散型迁徙;从迁徙意愿的角度看,则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其迁徙还可以细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统治者极力笼络文学士族倾心归附,总体态势以向心型为主;后期因朝廷变局纷争增多,文学士族命运坎坷者多,离散型占主导地位。其迁徙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科举仕进、贬谪宦游。并揭示初唐文学士族多种类型的迁徙与初唐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向心型迁徙起于主动进取却终归转向保守,形成了"宫廷化心态",是导致繁缛整饬的纤秾文风的重要内因;而离散型迁徙起于被动无奈却走向昂扬,形成了"江山塞漠心态",是造成复古革新的刚健文风的重要内因。     

燕都兴废、迁徙谈

燕都兴废、迁徙谈陈平一、初都“燕亳”的兴废与迁徙当今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姬姓燕国的初都是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的那座古城。但这一认识来之不易,是历史考古工作者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辛勤发掘和潜心研究才获得的真知硕果。三十多年前,在房山琉璃河古燕...     

默示性迁徙自由的宪法学解析

默示的宪法性迁徙自由是由宪法适用机关从宪法中引申出的默示性权利.默示性迁徙自由的法理基础在于它可以弥补成文宪法权利的不足,也是因为迁徙自由非常重要,即使没有明示性写入宪法中也需要把它从宪法中推导出来.中国目前存在多种限制或阻止迁徙自由的情况,为了清除一些错误的认识障碍,有必要从宪法中引申出默示性迁徙自由,且宪法中有多项内容也足以引申出迁徙自由.     

于越文化形成原因探析--驳越文化乃"外来文化"说

本文通过从于越地区本身文明的发展进程完全具有连续性,于越民族的语言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地方特色,于越地区是有独特的经济生活习俗、精神境界、文明典制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于越民族文化的来源及其构成,主要是当地土著居民经过早期劳动创造起来的,而不是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在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特里普拉邦名称来源与简史

特里普拉是印度东北部山区诸邦之一,首府为阿加尔塔拉。其北、西、南三面和东南面为孟加拉国所环绕,其东面与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相接。面积近1.0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20万。普遍认为,特里普拉之名源于那片土地的主神“美丽的特里普拉”(Tripura Sundari),“特里普拉”意为“三     

元代人口迁徙和流动浅议

本文根据史料探讨了元代人口迁徒和流动产生的社会、自然原因，阐述了迁徙和流动的方向、地域范围，分析了人口迁徙和流动的影响；并以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为界，分析了元朝统一全国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人口迁徙和流动的不同特点。     

周易的来源

研究《周易》,自古称难。这部书从书名到内容,历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又于“术数略”载:“周易三十八卷”。许多人认为《周易》的“周”是指周人,然而,郑康成早即以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也。”研究《易经》的著作,《系辞传》可称为早,其亦谈到《易》之为书也“难知”。求象者,易无达象;论德者,附会儒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传说,是古人难于《易》的绝顶之论。“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古代研究者如此叹难。除了《周易》本身之难解和文献资料不足以外,主要是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试论信贷资金来源与运用之间的关系

用经济的方法积极筹集资金,加以合理地分配运用,并保持两方面的相互适应,是发挥银行信贷资金在社会再生产中重要作用的前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信贷收支平衡,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它对财政物资平衡和货币流通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信贷优越性的体现。     

对我国实行公民迁徙自由现实性的探讨

我国的人口迁徙立法和政策虽然历经改革,仍远远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在我国确认公民迁徙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观念基础和制度基础;对于确认迁徙自由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当理性地认识,不能盲目悲观,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