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百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以对于文学理论科学化的追求为百年文学理论确立了现代性风标,百年文学理论产生了许多学派,但大多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问题,为各家各派凝定了现代性的魂魄,而百年文学理论的内在理路,也受到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性内涵的规定。     

中国文学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拒斥与接受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在二、三十年代曾经活跃于苏俄文坛,1930年以后逐渐销声匿迹。"五四"以来就密切关注苏俄文学的中国文学界却对它视若无视。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俄国形式主义才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在中国无论是拒斥或接受,都是由于本土文化的主导作用所致,是本土文化与现实需要的制衡所致。本土文化在过滤外来文化的同时,若能合理"误读"对方,将会激发本身的活力与创造性。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潮流对文学的渗透,西方社会的各种文学创作与批评方法蜂拥而出,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五四时期自由、多元的文学格局.文论建构逐渐从文本"外部"走向"内部",逐渐打破以往文学研究中政治化视阈的界定,文学审美论取代了意识形态论和认识论等饱含政治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回到文学自身,文学的本体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一转型中,尽管学界对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在接受中根据具体语境有所变异,但其对当代中国文论建构的意义仍不容忽视.     

从文本的角度看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兼谈文学理论边界问题

文章从"文本"概念内涵的嬗变过程来考察文学理论的几次转型,认为文本是一个不断开放和丰富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进而提出当前文学理论应接受文化批评冲击的事实,对文本概念和学科自身作重新界定,从而走向一种新的文化诗学.     

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教材编撰之反思

大学教材的编撰往往标志着新的知识生产体系与学科范型的确立,也标志着新事物、新秩序的开端。文学理论教材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是理论知识的物质承载形式,而且还担负着传播知识的社会功能。文学理论教材与学术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在知识生产与讲述方面存在差别,这决定了文学理论教材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具有的特殊性。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教材知识生产经历了不同阶段,后现代语境下知识生产观念和研究模式变化带来文学理论教材知识生产的新特征。对文学理论教材知识生产现状的反思,也是对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出现的新问题的思考。     

不确定的"文学性"及其张力

文学性问题作为当前中外文论界关注、讨论的一个热点,既没有稳定的内涵,也没有明确的外延.这也是围绕其展开的所有争论的根源.描述并分析"文学性"在形式主义、审美主义、后现代语境中的境遇,可以展现概念的内在张力,对当前文学理论的研究也是一种激活和推进.     

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两次错位

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的第一次错位是上世纪 50-70年代, 欧美文论的主导是一种内部研究, 而我们则把文论的外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 难以为继。第二次错位从 80年代初开始, 全球化语境正在形成之中, 欧美文论的主导倾向由内部研究走向外部研究, 而且声势越来越大。中国文论则由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 大力探讨文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     

刘师培与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问题的比较研究

刘师培指出要通过"正名"方式来实现"文"的审美特性,这种理论思路与俄国形式主义通过"陌生化"手法实现"文学性"的文学理论之间体现出一致性,他们都选择从改造文学语言入手,来突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刘师培的"正名"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在对文学语言的取舍方面表现出雅与俗的审美差异,在文论命运、审美趣味和文论指向等方面也存在不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刘师培文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陌生化理论的旅行与变异

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理论范畴"陌生化"从俄国到欧美经历了一个旅行和变异的过程。布莱希特的陌生化(间离效果)、马尔库塞的新感性以及当代西方学术界的诸多理论和范畴都直接源自于对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的吸收、借鉴和改造。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伴随着艺术与生活之间界限的消失,西方学术界却出现了陌生化理论研究的新热潮,其研究内容在走向深入的同时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一旅行和变异的过程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原因,其各种变体也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美感形态的"物化"倾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一个侧面的考察

本文从消费文化语境的角度,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论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美感形态的变迁.认为在中国初露端倪的消费社会中,文学创作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写作已日益走向商业化,从而深刻影响了文学的美感特征,显示出明显的物化倾向.     

女性伦理学的哲学意义

以关怀伦理为代表的女性伦理学,挑战着西方以正义伦理为代表的主流伦理学并对哲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极大影响。但是,在西方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下,女性伦理学在享用西方后现代哲学理论成果的同时,也承负着哲学困境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角来看女性伦理学,一方面中国文化或许能为西方女性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合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一方面也为当今世界哲学观念的转变、哲学方向的发展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以知识螺旋模型化解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矛盾——批判与评价的三个层次

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方面被视为在替代了后现代建筑的同时拯救了现代建筑,而另一方面因为其理论的内部矛盾而受到批判,问题的实质集中在批判和评价的方法上,集中在传统批判坚持明确知识而忽视默会知识,应用知识螺旋模型来重新看待这些矛盾,可以发现建立在实践和不断反思过程中的批判与评价的三个层次能够消除这些这些矛盾,从而让批判的地域主义恢复它应有的理论位置.     

关于后现代哲学诠释与思考的多重维度

中西方学者从多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诠释和思考,具体表现为对何谓后现代、后现代的理论特征以及后现代存在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试图把握它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厘清它与马克思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契合与相似;并且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接触与对话中,还出现了“东方后现代”的理论形式。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俄侨文学主题初探

在华俄侨文学是俄侨创作的文学,是用俄语写成的文学,它属于俄国文学;同时,它产生于中国,其中很多以中国的事物为题材,又属于中国文学.总之,它以卓越的成就和双重身份,理应得到中俄两国的重视.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新儒家将儒学阐释为能够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从而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要解构的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僭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产生影响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语境,对于中国尚处在生成中的现代性具有阻滞作用。     

文学的边缘化与精神价值的守望

从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的影响人手,指出文学出现边缘化状态是后现代主义发展使然,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创作格局和研究视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创作格局上,接受主体对创作主体的中心地位进行了颠覆;在研究视野中,理论被偏置,而文化研究渐居上位。但是,处于边缘化的文学同样有其自身的机遇和活力,其出路就在于坚守文学的精神价值。     

“法国理论”在中国

学术界所说的"法国理论",主要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开始的告别传统文学理论、走向先锋批评的一段特定经历,大体以2004年德里达去世和2007年波德里亚去世为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结束的标志。反观"法国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一方面是以80年代改革开放为契机,可以上溯到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方面又是"法国理论"在美国接受过程的一个翻版,其流行中国的过程,大体也见证了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历程。但是理论可以同时尚一样新进,也应当可以和时尚一样普及。就此而言,"法国理论"的热潮和热情过去之后,理论当引导我们回归文化,一样被及我们的日常生活。     

日本儒学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从日本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和实践看,日本儒学可以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和儒学本土化过程的两大阶段.随着汉字、汉文化的东进,儒学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在日本得到全面认同和接受,在日本列岛上扎根并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不断地与本土文化融合,以朱子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浅析后现代哲学的多元论思想

多元论是后现代哲学最本质特征之一,它的出现是西方文化思想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一元论在现代主义运动中逐渐弊端弥生、陷入困窘之后的一个反动。它是一把双刃剑,你可以把扫荡陈规陋习、推陈出新的功劳归于它,也可以把瓦解文化秩序、涣散人心、造成文化精神危机的罪责加诸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