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学研究述评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长安应有学——评《长安学丛书》

由李炳武担任总主编的《长安学丛书》第一批8卷约500万字,最近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秦出版社连袂推出。这套丛书将在几年之内出齐百卷,总共6000余万字,统揽自古至今有关长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立论创派,力求勾勒出“长安学”的基本轮廓。中国素有盛世修史、盛世修典、盛世修学的传统。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说得好,“每当澄明盛世,集饱学之士子,奉文化之圭臬,修宏图之巨制,稽古佑文,编纂成册,藏之馆阁,传之后世,几乎成为定制。”     

长安学应当成为“人文西安”的精髓

《长安学丛书》的出版发行，是西安，可能也是中国当代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如果持之以恒，不断地努力建设，相信这一事件会成为世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其传统与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可是任何财富都是要精心呵护的，文化的、精神的财富亦是如此。它需要我们精心地予以维护、传承和发扬光大。     

长安学的文化哲学内涵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研究不仅需要融通的视野,更需要独特的学术方法。长安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创立的,它是一种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剖析长安学的哲学内涵,通过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的成果,从而为长安学奠定一种学术基础。     

长安学总论

长安城曾是中国盛世王朝的首都。从周文王营造丰京算起,已有3000多年的城市史,1100多年的国都史,13朝的政治中心史,它所积淀的历史遗产的深厚性、所蕴藏的文化瑰宝的丰富性、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的博大性,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之林中都是罕有其匹的（赵馥洁：《盛世文化精神是长安文化的核心价值》,《三秦文史》,2009年第1期）。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与长安学

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又为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所关注，其形成的原因、历史客观规律及发展前途非常值得探析。分析认为，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长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传统文化、频繁的中外文学艺术交流等因素，促使长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林存阳著《清初三礼学》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年学者林存阳博士撰著的《清初三礼学》一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清初三礼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专家学者编纂的“明清史研究丛书”之一。以往学者对于清代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学的研究,多囿于少数人物及某一方面,未能做出全面系统的梳理,《清初三礼学》一书,则侧重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出发,     

《生成音系学》评介

《生成音系学》一书的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语言学教授SanfordA.Schane。七十年代初,他主编了“现代语言学系列丛书”,丛书由Prentice-ball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包括:J.P.Kimball的《语法的形式理论》,R.P.Stockwell的《句法理论原理》,T.Vennemann的《历史语言学概论》,M.Gross的《语言学中的数学模式》,     

周邦彦年青时期荆州、长安词考补正

通过对周邦彦年青时期荆州、钱塘、长安 (包括咸阳、临潼 )部分词作的梳理 ,补正了《清真集校注》和《周邦彦两入长安考》的遗阙。关于荆州词 ,对初入荆州的时间以及其间曾短期回钱塘等事件进行了重要补正 ;关于长安词 ,对周邦彦游学长安一带的时间以及咸阳词的考证有新突破 ,从而解决了前此荆州词和长安词考中的一些积疑     

长安陷落前后杜甫行止考辨

《往在》云：“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此诗表明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杜甫正在长安城内，然杜诗旧注均以为杜甫斯时已携家逃难至鄜州羌村。今检杜诗可知，杜甫于天宝十五载五月中下旬即开始携家往北逃难，途经白水、彭衙、三川，至六月上旬已抵达鄜州羌村。长安于六月二十三日前后沦陷，从时间上来看，杜甫完全有可能在叛军攻陷长安之前由鄜州迅速返回长安。若能确认杜甫于长安沦陷时正在长安城内，则《新唐书·杜甫传》所谓“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完全不能成立，身陷长安的他不可能由鄜州北上投奔灵武，亦不可能在途中为叛军所俘。此外，通过杜甫在长安陷落前后的行止亦可证《避地》诗乃是出于后人伪托，并非杜甫所作，《月夜》诗的创作时间亦可由八月前移至七月。     

冠盖满京华--《西京杂记》中的长安意象

《西京杂记》是早期的都城笔记之一,书中对西汉长安的宫殿、人文、典章制度有大量的记载。文章从地域的角度出发,从汉廷的奢华、官宦文人和奇闻异事三个方面来探寻《西京杂记》叙事中的长安意象,追忆当年繁华,解读长安的文化底蕴。     

李白三入长安补证

关于李白三入长安之说,李从军考之在先,安旗别考继后,共举诗二十余首。笔者认为,《李太白集》中还有一些名篇,同属此期的作品。如《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晁衡是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他于唐玄宗开元五年至长安,学习期满后曾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等职。瞿蜕圜、朱金城二先生引缪凤林《留学中国之日本诗人》和     

敦煌学视域下唐代长安的三教关系

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保持着密切联系,长安是全国儒释道三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敦煌文书和史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儒士、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佛教、道教为宣教弘道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反映出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李白再入长安索隐

李白继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之后，开元末又有一次长安之行。此行已有学者考在开元甘七年秋①，亦有拟在甘八年秋至甘九年秋者②，又有定其一入长安之年亦在计六年至甘八年春者③。显而易见，或混一入之年于再入之内，或辨二入之岁越三载之外。要皆持论未定，举证不足，难以令人首肯，须作系统考索。今据拙著本刊《李太白年谱笺征稿》：李白以开元甘七年九月再入长安，献赋不达，寓居半载，甘八年三月送“五噫出西京”矣。本文拟就李白入京前之行踪、在京时之活动、出京后之去向等节，胪陈如次。一、李白入京前之行踪开元计七年首春至仲夏，流…     

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正>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最盛时人口超过百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的自注中,回忆玄宗时代唐朝对西方的交通时称,当时在长安城西面北门开远门外建树了一座堠堡,上书"去安西九千九百里"[1](P54),表示戍人不为万里行。这段记载屡被相关文献征引①,可知在开元、天宝盛世,唐朝政府特别以堠堡作为标志物,向天下昭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据     

新全球史视角下的"长安与敦煌"研究现状与展望

长安与敦煌互文性研究已经成为隋唐区域比较史学的重要领域,以文献、壁画、雕塑等多重证据材料为主构建的敦煌学和长安学在新全球史语境下形成了国际学术流动圈。在敦煌学百年研究历程的映照下,新兴的长安学研究也将不断取得新成果。二者比较研究以挖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采用新方法为要旨,探索各自世界性的历史生成与动态演变轨迹。     

论长安文化

把长安文化理解为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陕西文化,比较适中。史前长安文化可追溯到百万年前蓝田猿人原始文化。在文明时代,长安文化发展经历了西周、秦国秦朝、西汉、隋唐四次高峰,创造了辉煌。长安文化的特点,一是肇兴较早,二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共存,三是长期居于引领地位,四是前期与后期反差巨大,五是由多种文化交汇交融而成。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人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

李白两入长安之说,经稗山、郭沫若、郁贤皓等诸位先生的发掘考证,轮廓已基本清楚。根据郭沫若等人的说法,李白在开元十八年三十岁时曾到长安游历,企图在政治上寻求进取的机会,结果失望而归。诸家引以为证的作品有游邠、坊州诸作,《上安州裴长史书》,《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等。最近读《李白集》,觉得还可以补充一些证据,进一步确认这一事实。首先要提出的是《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王琦已指出诗题有舛错,“睿宗子申王伪开元八年薨,谥惠庄太子。宋泚必为惠庄太子陵庙丞者也。翼则王补阙之名耳,惠翼当作翼惠为是。”对于这一说法,后人没有提出异议。这个宋泚一定是作惠庄庙丞的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