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气"负面效应的伦理学辨析

“义”是伦理学中一个有悠久历史的道德范畴。孔子曾把“义”规定为道德原则之一和道德评价标准。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而孟子又从义与命的对立中提出“义,人之正路也。”“义者直也。”o义又是四维八德中四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义、廉、耻）。总之,“义”包含有正义、应当的意思,指一种道德境界、道德情感以及义无返顾的高尚行为。所以,“舍生取义”一向用来赞赏那些一身正气。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杰。平时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了解“义气”这个词,常常在褒奖一个人时说：“某某是个好人,很讲义气”。何为“义气”？…     

汉语“欠”义场词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欠”义场词属人类语言基本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以“欠”“该”“差”“争”为主导,其分布特点为：“欠”分布最广,为绝大多数汉语方言所使用;“该”南北差异明显,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及以北的官话区;“差”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争”则密集出现在粤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中。汉语史中,“负”“逋”在隋唐以前曾长期处在“欠”义场词的核心,“欠”自隋唐进入“欠”义场起就呈现出强劲势头,逐步成为“欠”义场的主导词。“该”“差”“争”于明清时期先后出现,均未能动摇“欠”的优势地位。本文考察汉语“欠”义场词的地理分布与历时演变,通过梳理文献得到了各“欠”义场词衍化更替的大致情况,并尝试从社会、认知及语言本身探索其演变原因。     

《红楼梦》词语札记

《红楼梦》中有些词语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较难索解,一些辞书也解释不确。运用现代汉语方言资料及其他典籍文献、参考有关辞书考察其中的9个词语,并探索词义的来源,可知：“抖露”有“揭示”义,“方便”有“设法”义,“拐”有“捎回来、带回来”义,“尽”是表极限的程度副词,有“最”义,“话”有“事”义,“口舌”有“发议论、说闲话”义,“能”有“将就”义,“清楚”有“完毕”义,“歪”有“躺”义。     

传统儒家义利观考辨

“义”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要,位居“仁”之次,其解甚多。归结起来,不外乎三个方面:一为本体之“义”,二为义理之“义”,三为适宜之“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忽略了其间的差别,并将“义”与“利”绝对地对立开来,从而导致对传统儒家义利观认识的偏颇。这其中既有文本本身的原因,亦有诠释过程中问题。因此,对其作进一步的考辨不仅是必要的,且具一定的现实意义。     

试谈词缀“方”的产生过程

目前,学术界尚未指出“方”字具有词缀的用法,但事实上,这种用法的确存在.“方”的本义是“双尖耒”,在此基础上,先后引申出“并列”义、“方国”义、“地方”义和“边”义,接着在“四·方”的句法环境中通过借代由“边”义衍生出“方向”义,最后在“方位词·方”的句法环境中语法化为方位词后缀.在词缀“方”产生过程的研究中,义素分析法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汉语“掀揭”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近代汉语时期,义元“掀揭”从“发”“开”中独立出来。“开”在近代汉语时期仍有用于“掀揭”义的用例,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保存。“发”则未见。在“掀揭”概念场中,概念场成员从“揭”一枝独秀,到“揭”“掀”“撩”三者并存。现代汉语方言中,“揭”“掀”“撩”在南北均有分布。“揭”“掀”有一些共同的语义演变路径:从“举”义到“掀揭”义;从动作到状态;从“举”义到“翻动”义;从“掀揭”义到“揭露”义。     

生命义名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从名词加量词角度分析,汉语中“生命义”名词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生命义”名词一般能带个体量词,但绝对不能带度量词,另外所搭配动词是“自主”动词的典型形式,它的所指是强“个体性”、有较高生命意志的事物。倾向于加个体量词与绝对不能加度量词,已初步成为“生命义”名词的形式“标签”;事物生命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强“个体性”,名词的“生命义”与名词在“空间义”方面的强“个体性”特征相对应,以及与强“自主”的行为性特征相对应;“生命义”、强“个体”义、强“自主”义,是一种跨越了词类层级的、而在语法的释义世界中自成系统的、具有相随性的一组意义。     

学习语言的“义”与“意”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讲的是书读的遍数多了,文章的“义”也就很明确了。古人又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的理解,体现在语文学习中,就是理解了语言的表层含义之外,着重体会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意蕴美。小学语文课本所选课文都是一些文字好、思想性强的好课文,为学习语言提供了很好的例子。通过读文章,只有实现对“义”的理解,再升华到对“意”的体味,才算是真正地理解了语言,才能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这里简单谈谈“义”与“意”。 “义”与“意”在现代汉语里读音相同,又有义项相同之处,都有“意思、意义”之义…     

古汉语假设连词“使”的来源及虚化过程

使令动词“使”常出现在兼语式中，兼语式中“使”的意义主要有三种：命令义、致使义、容许义。这三种意义形成一个意义逐渐虚化、动作义不断减弱的序列，这种语义变化与其处于兼语式的句法环境密切相关。假设连词“使”是表“容许”义的动词“使”的进一步虚化，它的假设义来自于语境。     

汉语动词“遮”掩饰义的产生及其词义系统的演变

魏晋时动词“遮”由对物体位移的阻拦扩大为空间上对光线等的遮蔽,遮蔽义继而在唐代又引申出对事件进行隐瞒的掩饰义。语境的转换凸显了“遮”不同的概念要素,从而诱发新义。“遮”的遮蔽义宋元时已取代拦截义而在该词的词义系统中占主导地位,这与“遮”在“拦截”概念场中的败落时代上基本相当,反映了词汇的词义系统对概念场成员演变的影响。比较汉语和其它语言“拦截”概念的语义地图,可以假设“某词同时有拦截义、掩饰义蕴含该词有遮蔽义”。今人有将作掩饰义讲的“遮”释为“用贿赂去请托”的,忽视了“遮”本身的语义特征。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     

生命义名词的语义特征分析

从名词加量词角度分析，汉语中“生命义”名词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生命义”名词一般能带个体量词，但绝对不能带度量词，另外所搭配动词是“自主”动词的典型形式，它的所指是强“个体性”、有较高生命意志的事物。倾向于加个体量词与绝对不能加度量词，已初步成为“生命义”名词的形式“标签”；事物生命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强“个体性”，名词的“生命义”与名词在“空间义”方面的强“个体性”特征相对应，以及与强“自主”的行为性特征相对应；“生命义”、强“个体”义、强“自主”义，是一种跨越了词类层级的、而在语法的释义世界中自成系统的、具有相随性的一组意义。     

先秦汉语“如何”、“如×何”结构的考察

先秦34种文献中“如何”、“如×何”等八种结构共1 003例,其中用作谓语的869例,状语、宾语、定语分别是107、19和8例.“如”借为“拿”义介词,在“如×何”中与“×”构成介宾状语,“何”作谓语中心语.“×”是代词“之”时常省去,形成非动宾结构“如何”及其变式“何如”,省去宾语“×”的“如”失去介词作用,“如何”、“何如”相当于“何”.“如”的另一词性是像似义动词,所构成的“如何”、“何如”为动宾结构,与非动宾结构同形异构.像似义动词“若”没有与“何”构成的动宾结构;“奈”无像似义,不存在动宾结构形式.     

樗下的彷徨——庄子“逍遥义”散论

《逍遥游》中只出现一次“逍遥”,说的是樗下的彷徨者.尽管逍遥之义并不向天分之外展开,而人之于人事中的位置实际也蕴涵于“逍遥义”中.寻求“逍遥义”,或许正需要带着《逍遥游》中瞽、聋者的视听去造访——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浩荡两千年,庄子的“逍遥义”遍入各家思想,但各家似乎都无法独善自得.在理解庄子“逍遥义”时,不应简单将“有为”归入“儒”而将“无为”归入“道”.     

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再探

“忠义”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观念,以往认为它多偏重于“忠君”之义。实际上,构成“忠义”的“忠”和“义”有着内在统一的书写逻辑,“忠”所体现的伦理次序的适宜性,使其成为“义”的意涵的一部分。二者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对道德的追求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忠义”发展出在不同场景下的双重内涵,即“在国家为忠,在民间为义”。所以,正史忠义类传除了收录“捐躯陨节”的忠臣,也收录舍己为人、朋友情谊等偏“义气”的内容。“忠义”的双重内涵,不是分隔孤立的,而是统一于其内在性质之中。忠义的性质包括天性特质、甘愿放弃生命的牺牲性,以及被奸邪所激发的对立性,实际上更多地生发于“义”,而不仅仅是“忠”。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     

女性文摘

王雪萍在《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撰文《明清“义婢”现象解析》中指出,明清时期关于“义婢”的记载较前代明显增多,这一颇具时代特色的“义婢”现象具有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首先,明清时期的“义婢”称谓是当时特权阶级掌握的话语权体系下的系列产物之一,是指在主婢尊卑及隶属名分投射下对主人实践义行的婢女。“义婢”称谓的形成与该时期“义”之内涵相契合,此时“义”已被蒙上了浓重的忠君、     

“乔”族字试析

从同一母文孳乳分化出来的一族字,和母文在意义上是相通的,且和母文形体上有密切的联系,读音相同或相近。笔者试以“乔”族字为例,把“乔”族字分成具有“高”义、“大”义、“长”义、“曲”义的几组字,论证这些字与其母文“乔”的引申关系。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