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本位”文化环境与市场秩序——中国市场经济的文化透视

文化模式可分为个人本位、群体本位和伦理关系本位三类。“关系本位”文化模式生成的社会关系网结构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市场经济早期阶段 ,它对于突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应对强大的国外资本的挑战具有积极功能。然而在此过程中把关系网结构筑入市场结构之中 ,与规范的市场经济法则构成严重冲突 ,由此形成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许多特有现象 ,是改革过程中许多社会消极现象的重要的文化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面临着文化重塑的任务 ,其主要途径是将关系伦理改造为社会信用体系与企业行会组织的伦理基础 ,通过城市化过程与其他市场移民过程 ,以及干部流动等社会流动过程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结构等     

和谐文化与和合文化辨析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和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其差异性也不可忽视,在个体要求、社会关系、国家治理、自然伦理及自我发展等方面,和合文化与和谐文化都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和谐文化不是和合文化,而是传统和合文化的创新。     

马克思视域中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

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长期以来,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存在“整体本位”和“个体至上”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马克思认为,人既是个体,又是整体,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社会应该承认和保护个人自由,并把自由置于社会的普遍利益之中,使每个成员平等地享有基本自由。     

“价值”的层次与“相对普世价值”的生成

正像个体的"言语"不同于社会的"语言",商品对个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一样,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是社会关系价值,它不同于物对人的"价值事实"。人的普遍需要是个体层次的物对人的关系的"普遍事实",而不是社会关系层次的"普世价值"。以普遍人性与普遍理性为基础的"绝对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而作为评判社会关系行为的共同准则的"相对普世价值"是否存在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应当在人类历史实践发展中考察其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只有在和平与发展作为全球化主题的当代,才产生了对"相对普世价值"的社会需要和生成条件。以自由、法治、民主三层构成的近代西方社会价值标准,适合于个人本位的、具有法治与基督教传统的早期资本主义移民社会,已经不适应于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网络支配的当代社会,更非全球"普世价值"。各国传统价值将在当代实践中发生巨大变革,进而融入正在生成的当代"相对普世价值"之中。     

文化的建构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

文化就其广义而言,是指内含于人类实践活动,并在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中被社会化和客观化的人类精神,其核心内容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每一特定的文化体系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人的价值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方面;同时它的形成和演进又与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应是文化建构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探讨之。 一 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差别,表现在对待个体价值和社     

刍议个人本位论

本文围绕着个人本位的含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区分了五种不同的界定。在此基础上， 指出了这一理论对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也特别说明了这一理论对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个人本位论不是个人主义， 更不是利己主义。对个人主义是应当反对的， 不能将其与个人本位论混为一谈。个人本位论的核心是权、责、利的统一和对称。     

信任研究的学术理路--对信任研究的若干路径的考查

当代信任研究最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由心理学路径开始的,它将信任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更多地关注构成"信任"的认知性内容和情感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信任"愈来愈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信任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和经济学路径.社会学把信任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突破了只关注个体信任的心理学视域,使社会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研究变得异常重要.经济学最初是从理性选择的经济分析出发研究信任问题,后来通过融合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创了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路径.信任研究跨越学科的屏障和边界而呈现出一种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态势,这在社会学路径上和经济学路径上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而组织中的信任研究在这一点上尤具代表性.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试论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道路

1 纵观各国不同的法律文化,在法律基本精神的确立方面,不外有几大系统:一是个体本位,视国家为个人联合,强调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古罗马法与近现代西方法即属于此列;二是宗教本位,用神代替人,用信仰与服从代替世俗权利义务,用教义经典代替法典,古印度法、伊斯兰教法、中世纪欧洲教会法都属此列;三是宗法家族本位,奉行宗法家族至上、社会集体主义、义务第一的法律原则,中国奴隶封建时代法律传统主旨当属此列;四是国家本位,以个人为实现国家目的与职能的工具,用国家利益取代个人利益,战前德国日本法西斯法显属此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有财产不可侵犯,保障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等社会主义法律原则,形成了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个体本位,又不同于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新型社会主义法律关系。但由于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     

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批评

一、９０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社会文化形态也由传统的农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从价值体系上看,则由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模式,向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体系转化。对大众日常生活价值形态...     

从“连坐”看传统中国的群己关系

连坐亦称株连,泛指因当事人犯罪而连带惩罚其所有特定关系人的制度,它包括缘坐、伍坐和职坐三种基本形式。缘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惩罚与其有血缘关系之人,伍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邻里关系之人,职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职务关系之人,它们分别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邻里,以及个人与同僚的关系。连坐是因个人犯罪而对特定共同体内具有连带关系者的集体处罚,它是君主专制的伴生物和重要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残暴的群体性惩罚来扑灭任何对现存政权的重大威胁。更进一步说,连坐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群体关系模式,它清晰地折射出了传统中国以家族本位、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主义群己关系。连坐制度极大地强化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对个体的束缚,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中严重人身依附的结构基础。     

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与社会环境的情境机理

“关系本位”伦理的“意言行”错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暧昧性”的方式存在,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环境的特殊性,由此其情境生成机理可以表述为:基于跨文化、跨情境“关系”的差别与联系,建立信任关系和暧昧关系交叉相容的均衡结构,即适应暧昧关系文化的差别,缩小信任差别、链接信任相同,建立信任关系的共生结构,形成信誉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在主体集聚因素和环境集聚因素的耦合过程,实现普适性文明主体的优先嵌入和差同性文明系统的能动根植.     

第三种路向：和谐本位——关于伦理价值观的反思

个体和集体的关系问题是一切伦理价值观的基本问题.人类在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本位或路向:东方路向--以集体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推崇集体主义;西方路向--以个人为本位来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奉行个人主义.它们不可能趋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应当成为处理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第三种路向.从哲学、政治文化、经济、历史发展、社会现实等视角看,和谐本位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社会学。最近党中央关于发展社会科学的文件中又指出:要加强过去被忽视的重要学科的建设,其中就包括社会学。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学,势在必行。我们要建立和发展的社会学,应当是从我国实际出发,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学,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传统。然而,在社会学领域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怎样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传统?都要联系到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看法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关系到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因此,认真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个体自由概念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个体权利和个体自律双重意义。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西方社会,这需要西方文化传统的制衡,并辅以道德性的个体自律思想的建立。儒家传统缺少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重视个体权利,而在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个体自律的思想反复使知识分子从重视个体权利滑向整体主义,从而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始终没有在现代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从本质上讲,重视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大前提一旦在现代中国确立,则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意识反而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从而成为抵御个体主义消极后果的利器。     

个体化的中国叙事: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

国家-个人关系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通过对个体化叙事在中国百年历史变化中的深刻分析,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化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以及国家与个人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路径。新中国成立前的个体化构建一种特定的个体与国家的联结关系: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取向的个体观念。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体化进程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集体化的生活,个人从传统文化网络组织中脱域然后又重新嵌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再分配系统中;第二次转型是指个人从集体中脱嵌,追求一种为自己而生活、自主人生奋斗式的个体选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发展深受以国家为中心的思想传统的影响,表征为一种去政治化的个体化路径。追溯中国文化传统,个体化命题给予当下中国社会最为深刻的启示是一种具有伦理情谊和发挥人生向上的民族精神。     

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叙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重回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剖析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福柯等人的经典著述,可以发现社会学家在处理社会学基本问题时,通常侧重从社会关系的某一理论维度出发,并以现实为参照来考察主体的构型。社会学理论传统中存在四种重要且明晰的主体叙述方式：马克思将主体置于生产关系中,涂尔干将主体置于道德关系中,韦伯将主体置于理性关系中,福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四位社会学理论大师叙述主体的方式,彰显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魅力,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想象空间。     

法团主义视角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建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背景,从法团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探讨,并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应然建构做一方法论思考。我们应努力寻求法团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来。     

理解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

本文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议题以及中国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学发展的意义.我们认为,可持续性是指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个体或小群体的可持续性;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可持续性;是兼顾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可持续性.认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需要用辨证的观点、动态的观点,应当避免结构主义倾向,不能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当前中国社会中同时并存着不可持续因素与可持续性因素,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政府追求可持续性的新战略.中国社会的巨变要求中国社会学深入反思其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位置,反思社会学者与其所研究的对象--社会之间的关系,拓展对于其研究对象的理解,同时要求中国社会学者保持理论自觉,致力于发展出整合的社会学,不断创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互构论：生成背景、理论新意及学术坐标——郑杭生、杨敏教授《社会互构论》评析

经过历时“十年磨一剑”的艰辛探索,在学界的期待中,郑杭生和杨敏教授合著《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社会互构论》）已于2010年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会互构论》作为一份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她的出版对于社会学处理自身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命题,对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和推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中,笔者拟对《社会互构论》一书的创作背景、理论新意、学术坐标做若干学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