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19世纪末对朝海上贸易中的中日航运力量对比

随着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中国和朝鲜两国间封禁200余年的海上贸易得以开辟。及至甲午战前,中朝海上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与日本在朝鲜近海的航运力量相比,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力量薄弱。航运力量的不足,不仅使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近海商业制海权的竞争中失利,而且也使华商在与日商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为中朝贸易始终落后于日朝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鸦片战争前中荷茶叶贸易初探

茶叶贸易是近代中西关系一个重要的内容,茶叶是近代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荷兰是中西茶叶贸易的先驱。中荷茶叶贸易始于１７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夕趋于式微。中荷茶叶贸易的形式包括间接贸易、直接贸易、间接贸易与直接贸易相结合三种。荷兰对近代中西茶叶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中国茶叶外销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唐后期南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唐后期南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其城市体系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推进,而且由此开始,中国出现了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并重的城市,且形成了沿运河与沿长江两条发展轴线,城市体系的整体结构也由相对封闭走向相对开放     

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 ,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 ,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王廷相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如何评价王廷相哲学的历史地位。目前学术界的议论不但过于空泛,而且缺乏应有高度的认识。我认为,只有把王廷相放在整个宋明哲学的发展链条中,作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才能确定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通过研究发现:王廷相不但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气论学派的主帅和奠基者之一,而且也是从北宋张载到清初王夫之气论思想发展中的界碑式人物。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第一流的哲学家。     

《清明上河图》视角下的北宋商业文化

宋代是我国历史中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人文政治环境异常宽松的时代,城市商业发展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有的坊市制度瓦解,城市商业蓬勃兴起,贸易日趋繁荣,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工商业行会逐步形成与发展,纸币得到大量使用。宋代的商业,特别是城市商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用近乎写实的手法展现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城的繁盛景象,各种商业元素在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本文以《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繁盛的商业贸易为视角,系统梳理了《清明上河图》中的商业化元素,并从北宋商业发展的动因及政府管理等方面展开初步探究。     

日本和陶诗简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历来被认为是一位隐士和田园诗人,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歌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占有突出和重要的地位。陶渊明的作品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传到东邻日本之后,也深受日本诗人学者的喜爱。十六世纪之后,在日本的汉诗诗坛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和陶诗的创作高潮。本文将就日本出现的和陶诗现象作一次深入的研究。     

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张正明，高春平晋商是明清时期雄踞国内商界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强大商业集团。他们不仅以善于经营，资本雄厚，执金融界之牛耳著称于世，而且在中华民族科技发展史上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明代晋籍商人中有不少人由于经商活动的需要而粗...     

清代山西票庄探微

山西票庄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势力范围不仅在国内遍及南北,而且与俄国、日本、新加坡等都有往来。其中以祁县、平遥、太谷三县商人为中心,支配着广大营业地区,历时百年之久。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始于20世纪初,结束于1925年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我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给中国革命的方向以根本转变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无产阶级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运动和革命运动,是我国现代教育改革开放的创举.它比较正确地认识到了劳动的伟大意义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开拓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途径,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培养了众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人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教育史,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和影响深远.     

论"晋商"的开拓精神、经营方略与文化蕴涵

兴起和繁盛于明、清时期的"晋商",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的特殊商业群体,是一种集金融、贸易、作坊和行栈于一体的规模化、个性化的跨国商业经营活动."晋商"在艰辛创业、惨淡经营、大胆探索、不懈追求、发愤图强、锐意进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经营方略、开拓精神与文化意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积淀,具有亘远的价值和恢宏的借鉴意义.在改革大潮中,我们尤需从中吸取泽惠,借重传统,激励现实,促进发展.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人权思想的进步性及当代价值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人权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人权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法理派人权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人道主义向近代人权主义的转变,而且开启了中国近代人权保护进入法制领域的大门,同时也为中国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体现了时代进步性.从法理派人权思想的当代价值来看,不仅对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与进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人权保护法制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启迪意义.     

晋商股份经营制度剖析——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中心

晋商股份经营制度是与商品经济全球范围内的初步交流、商业竞争充分化程度不高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其特点是总经理集权,对客户的无限责任以及对员工实行终身雇佣。一旦商品经济社会化程度提高,商业竞争高度充分化,晋商股份经营制度就必须向限制总经理权力,废除终身雇佣制度,实行有限责任的方向转变。但是对总经理决策失误纠偏功能的弱化,使得票号迟迟不能向银行转轨,终至集体性衰败。     

湘军与新建陆军比较考论

湘军与新建陆军均为晚清重要的军事集团,在晚清军制改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本文拟就两军作比较研究,从新的视角考察中国陆军近代化历程。     

百年来黄遵宪著述编纂状况述评

作为晚清著名外交家、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兼学者,黄遵宪一生著述丰硕,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系统概述了近百年来有关黄遵宪诗文著述的整理、编纂和出版情况及其对于清史研究的意义。     

晋商常家商业伦理精神的现代意义

晋商常家商业伦理不仅在常家家族商业的崛起、发展、兴盛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商业伦理研究与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常家的崇商敬业、尚义求利、杖信如石、以人为本的商业伦理精神,对当今市场主体职业观、利益观、信用观的树立和科学经营理念的形成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

明代以来,晋商称雄国内外商界达500年之久。他们于明初崛起于北部边镇,明中叶又抓住机遇驻足扬州,及时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拓展,尤其是在隆庆间“封贡互市”后,晋商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部。入清以后,晋商通过水陆两路,以船载、车拉、驼运等方式把南方的丝绸、粮米、茶叶、瓷器、铁具运往北方及俄蒙、日本、朝鲜销售,同时将东北的参茸、西北的毛皮、云贵的药材、新疆的玉石、蒙古的畜产贩往全国。晋商适应远距离商业交易的需要,于道光初创办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晋商的崛起、发展和兴盛,为北部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为南北物资交流,为农村自由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边疆地区的巩固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中国利用外资思想之发展

利用外资是近代中国的进步经济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今日利用外资工作的开展仍有所启迪。一近代中国利用外资思想,是指对外实行经济开放,引进外资来振兴经济、图强御侮的主张和观点。这种思想,不仅同“师夷”、“制     

齐国建筑艺术及其特色

齐国建筑艺术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布局科学合理、规模宏大的齐国故城,详实丰富的齐国建筑造型与装饰艺术,还是独树一帜的齐国军事建筑都充分反映了齐国建筑的艺术成就,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是其系统的建筑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成为中华建筑文明的重要源流,影响中国建筑思想与实践长达2000多年,而且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及世界建筑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