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之命运

在北宋后期的五十多年中,荆公新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南渡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逐渐兴盛,荆公新学逐渐被深埋在理学话语所建构的历史深层中,而有宋一代的政治文化变迁研究,也随之落入了一种单线演进的考察路数中。本文力图通过对荆公新学自身的传承、发展,与时政的关系,以及与其它学派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的考察,揭示出新学在历史上的多面相。南渡以后,荆公新学开始没落。但这也不是直线衰落的过程,而是与高宗、孝宗两朝的党争、政局密切相关。自“绍兴和议”至绍兴二十六年的短暂复兴后,及至孝宗淳熙后期,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学方才消失。     

荆公新学的学术渊源

荆公新学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思想和学派 ,是宋廷南渡之前居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从学术渊源上看 ,荆公新学以儒为宗 ,援佛入儒 ,援道入儒 ,援法入儒 ,援诸子百家以入儒 ,富有兼容择取精神     

论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

北宋中期 ,面对儒学的内在危机及佛道的外在挑战 ,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者进行了复兴儒学的艰苦努力。他们突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 ,在训释经义时不作繁冗琐细的训诂考证 ,注重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 ,并且大胆创新 ,自出己意 ,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解释 ;与此同时 ,他们以兼容开放的态度 ,融汇百家而陶铸己说 ,在坚持儒学本位的前提下公开汲取佛、道、法诸家学术之长 ,在治学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荆公新学的治学成就与学术地位

新学学派遍注儒经 ,旁及佛道典籍 ,著作浩繁。其字句训释精当 ,重视阐发经典义理 ,提高了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 ;对于汉唐旧注中的某些学说 ,他们予以摒弃 ,并在治经方法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其治学成就 ,超越前人 ,影响巨大。新学突破了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 ,奠定了义理之学的基础 ,是北宋学风由章句训诂之学转变为性命义理之学的标志 ,在宋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杨时《中庸》学思想及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杨时是理学由二程到朱熹间发展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庸>学直承二程,尤其注重<中庸>未发已发说和"诚"的思想.其政治目的在于批判王安石荆公新学,但其<中庸>思想并未完全摆脱新学影响,且受到佛教禅宗影响.     

儒学与新学的对话：刘咸炘的五四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启蒙和救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知识分子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只是在某些问题上或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或坚持中立。刘咸炘是隔岸观火的中立派。他既立足于传统文化,又受到西学的影响,在新旧两派的争论中,他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中肯地指出双方的不足。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书写刘咸炘的五四思想,发现刘氏洞若观火的态度是我们现在研究者理应具备的一种历史自觉。     

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北宋初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唐宋社会转型为平民阶层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创造条件;统治者的扶持文人政策鼓励了儒者奋发作为的勇气;人心思治建立了儒学复兴的社会共识;外忧内患使得士人有了复兴儒学的强烈动机.文章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朝向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然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却转向了批判检讨,这恰恰反证着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依法治国方略的创立与发展

执政党的治国实践需要并创立新的治国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 ,鲜明地提出和不断丰富发展了依法治国方略 ,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法治理论 ,它既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国家治理学说与实践的又一伟大创新。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对于我们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将近代“新学”等同于“西学”的认识 ,既不符合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 ,也无法揭示“新学”所包含的丰厚的内涵与时代特征。近代新学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需求 ,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学理动力。因此 ,脱离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历史过程的把握 ,脱离开对于传统中学近代变迁过程的历史定位 ,就无从理解近代新学的意义和价值。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它的形成和发展 ,不仅体现着社会变动的力度和深度 ,同时它也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进程的学理动力。     

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

宋人王安石有二位叔祖,即“能吏”王观之和“进士”王贯之。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后者进入研究视野,学界皆认定王安石仅有一位叔祖王贯之。“能吏”王观之在临川王氏家族史中失落,主因是左右宋代士人选材记事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变更,即北宋进入“选举社会”之际,诸多观念皆历经一次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受其影响,临川王氏家族在朝向“进士之家”迈进时,“能吏”王观之就在新兴精英士人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消失。追寻此段隐匿的家族史,对于深析王安石的个人学术史、归纳北宋中前期地方士人家族的变动模式,以及勾勒中国儒学复兴的观念背景等,皆不无重要。     

乡村新学教育的变革与调适——以民国时期晋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清末以来,近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区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而以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为取向的近代新式教育体制的建构,一开始即疏离了乡村社会需求,遂使乡村教育前景惨然命运多舛.民国年间,晋省当局在村政建设中对乡村教育制度及政策有所调适,但其掣肘颇多局限甚大,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揭示其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致因,将有助于明晰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纠葛和内在关联,为制度更易与社会变迁关系提供理性认识和思想启示.     

乡村新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以清末民初的山西乡村社会为范围

旧式教育向新学教育的转变是以教会教育为契机的.山西乡村新学教育在清末产生,到民国时得以发展,成为全国普及义务教育最好的省份之一,这主要得力于本地士绅等有识之士及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乡村新学教育发展的进程缓慢.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管理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管理的地位逐渐提高,管理主体逐渐多元,管理方式逐渐科学,管理体制逐渐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社会自主性不足、户籍制度凝固、管理部门分割和社会管理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面对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社会急剧转型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带来的挑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实践创新,必须对管理理念、管理格局、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全方位的变革。     

伦理文明与发展市场经济的互动(专题讨论)

经济伦理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以及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其本质在于将经济伦理道德的作用与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道德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伦理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为此,本刊特地邀请了上海经济伦理学界的五位专家学者撰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