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略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主要是指主体间通过语言的沟通和交流,求的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生活世界作为主体间进行交往活动的背景,它的结构在现代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即产生所谓殖民化问题。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实现交往合理性为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交往合理性就是要寻求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这个根据主要是交往主体间普遍认同和遵循的规范,实现交往合理性还需要交往主体选择合适的语言、开展有效的对话活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把语言作为达到理解和共识的中介,提过重新界定理性,将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扩展到实践层面,为解决交往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辨析

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一种符合中道的品质,因此,理解亚里士多的"中道学说"是理解其德性论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并不是一种纯粹数学意义上的过多和过少的中间量,而是一种不同主体根据具体情境通过实践理性而选择的行为的相对正确性.中道的相对性并不会导致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因为德性已经决定了中道的正确性和客观性.只有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才能在具体行为中找准中道.这一学说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德性的行为培养和分析判断能力的双重强调,体现出了亚里士多德时人的完善所需要的道德关系的深刻自觉.     

人工智能体如何可能成为一部道德机器?

如何提升人工智能的道德能力,使人工智能体的行为选择更符合社会伦理规范,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伦理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自主能力的快速提升,人工智能体越来越需要在具体情境中作出自主行为选择,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体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能力。缺乏纯粹实践理性的人工智能不具备自我立法能力,没有情感欲望牵制的工具理性却可以理解并应用来自人类的、具有先验意义的道德法则。来自人类的道德法则不可能以人工智能为目的,而只能以人类自身为目的。从伦理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义务论、功利论,还是德性论,不仅理论自身存在各种特殊缺陷,在规约人工智能时也存在种种困难,均无法独立承担作为人工智能体基础理论的重任,当务之急是以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共识作为人工智能体的自然行为法则。单纯自上而下的道德内置法,无法应对具体行为情境的复杂性;单纯自下而上的自主学习法,难以保障自主学习结果的道德性;只有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才能使人工智能体成为一种既服从人类道德法则、又具有一定道德自主能力的道德机器。     

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

立宪选择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它需要来自政体理论的支持。问题是,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政治科学的政体理论为立宪选择提供知识依据、价值引导和操作指南,从知识、价值、操作三个维度支撑了人类的立宪选择。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论古希腊勇敢观念的起源与勇敢论的建构

勇敢是古希腊传统“四主德”之一,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概念。笔者运用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揭示勇敢观念的起源和生成,展现勇敢论的理论建构过程。第一部分,首先考察汉语“勇敢”一词的词汇意义,然后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希腊文词汇,考察其具体含义。第二部分,指出荷马时代的勇敢是观念形态的,而非概念形态的。早期希腊哲学家谈论过勇敢,对勇敢进行现象描述,但尚未对之进行理性的界定。希腊哲学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开始用定义的方法揭示勇敢的外延和内涵,从而把勇敢观念提炼为理性的概念。柏拉图的对话《拉凯斯篇》对勇敢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以勇敢为核心概念的勇敢理论初步呈现。第三部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把勇敢当作知识会带来矛盾和解释上的困难,因此他把勇敢与正义、智慧、节制一道纳入德性论的体系。他在界定和解释勇敢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勇敢区分为行为和品德,指出勇敢是某种行为,而刚毅是勇敢的品德;另一方面引入实践(伦理修行)的内容,把作为行为和品德的勇敢统一起来。勇敢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三卷中臻于完善。     

理性选择与社会信任:迈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综合

信任与理性的关系经历了综合—分离—新综合三个阶段,理性选择理论沟通了长期分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推动两者不断迈向新综合。在这个过程中,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秉承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认为在市场中选择信任是非理性行为。社会学家通过对信任的不同解释,积极回应了理性选择理论:格兰诺维特证实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将社会结构作为个人理性选择的背景;科尔曼将理性选择理论引入社会学,并对其进行了扩展;福山则通过信任研究提供了理性选择之外的解释道路。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融合趋势日渐明显,社会信任和理性选择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领域,在促进两学科的研究者展开对话,并构建经济学和社会学新综合的格局中发挥着作用。     

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

立宪选择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它需要来自政体理论的支持。问题是，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政治科学的政体理论为立宪选择提供知识依据、价值引导和操作指南，从知识、价值、操作三个维度支撑了人类的立宪选择。     

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与法经济学的发展

作为法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形成和演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以及不断修正这一基本假设。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突破了信息完全和市场充分的假设，将信息成本和对策成本纳入到了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扩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而行为法经济学从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一崭新的角度，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揭开了法经济学的新一轮发展。     

对实践的批判性反思

任何一种理论要走向成熟都必须通过批判找到它的理论界限,任何一种理论当它被泛化时都需要通过批判彰显其理论的精神。以实践开启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根据亚里士多德范畴分类的方法,可以把事物分为实体、实体属性两类,由此可从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客体、实践与理论、实践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四个方面对实践进行反思。个体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始点和本源,集体实践、阶级实践最终都可归结于个体实践,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是实践的主体;理论和实践可以有相同的对象,在实践活动中人通过对象,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实践智慧与实践活动相互吁求,实践智慧指向本然的真,但理论理性却没能达到本然的真,由此导致了理论理性和实践智慧的对立;人是自然存在物和人是在世存在使人的实践存在不合理的可能性,而人的行为和意志的相反倾向性则使这一问题成为现实。     

论以劳动为核心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传统解读实践哲学

马克思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哲学界没有真正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只有回溯到实践哲学的源头,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劳动为核心,研究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德、宗教、政治等活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没有否定和抛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和伦理维度,而是既包含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自身即是目的”的实践,又包含了手段性的劳动。只有看到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实践的高度,才能更好地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解为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才能驳斥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质疑。总之,将劳动作为实践的主要形式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关键。     

主动的德行及培养--亚里士多德德行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者自身。人的意志是主动选择、主动坚持的能力,行为善还是行为恶,最根本地取决于行为者自身的选择和实践。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揭示德行形成发展的规律,培养和提高公民道德行为的主动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行为的主动被动、行为选择、行为自制及习惯培养等四个角度分别对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康德认识论及伦理学视角下的"形式"和"质料"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的根基之上的,无论是在理论理性领域还是在实践理性领域,理性都起着支撑的作用.在认识论中,康德通过以想象力为中介的知性范畴将先天认识形式与经验质料结合起来,形成了可靠的知识.而在道德领域中,康德通过理性对于人的行为的直接规定彰显出了人的自由性,道德律是一种普遍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需要通过人的行为落实到经验世界中去.康德最后通过上帝的悬设保证了德福一致,从而使形式和质料能够实现最高的结合,这也代表了康德对于人的尊严和幸福的信心和关切.     

论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

实践方法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方法论，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和规律，从实践理解、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从实践理解思维和存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对立统一的方法论；第二，它是从实践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对立统一的方法论。实践方法论从实践理解，肯定了人对自然改造、人对社会、自身改造的“有所作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实践方法论是从整体的实践理解，人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身，在改造自身中改造环境。对认识、把握和塑造实践方法论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增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及其评析

对实践哲学思想的形成进行研究,分析该思想的基本内容,将其归纳为实践物质观、人性观、一元本体论思想三个方面。并对葛兰西实践哲学进行评析,阐述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及局限性,认为这对于当代人理解、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劳动与实践——略论马克思哲学中"实践"之新义

“实践”概念不仅是马克思哲学之核心概念 ,而且与 2 0世纪西方哲学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连 ,因而探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有着深刻的意义。从“劳动”与“实践”两个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入手来考察 ,马克思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发现了传统处于对执状态的劳动与实践概念之内在关连 ,并将劳动引入实践概念 ,由此而带来了实践概念之融入现实生活的深刻变革     

论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法学和实践哲学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理论难题,当代学者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针对该问题的探讨则另辟蹊径。通过"商谈规则"、"理想商谈情景"、"论辩原则"等理论设计,哈贝马斯试图以一种程序主义的途径对法正当性与道德的古典联系进行保护。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该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开放民主、超越独断论误区、逻辑自洽、坚守实践理性的规范内核等方面。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存在的问题在于:作为核心设计的"论辩原则"难以充分发挥哈贝马斯试图赋予它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回归康德实践哲学中有关"定言律令"的学说,以便使商谈程序获得更有效的理性预设。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是如同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哲学家那样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探讨人类行为的学说,而是在思想范式的意义上探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学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精神实质在于:它不是对传统理论哲学问题的解决,而是消解了心/物、思维/存在的关系问题,转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域,实现了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其当代意义在于: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主题,提供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哲学基础,深化了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人的自由的实现和人性的完善,恢复了哲学的地位和尊严,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