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山东沂水春秋古墓新出铜盂铭“滥”字释读

山东沂水春秋古墓新出铜盂铭“盂”的上字“滥”,与《说文》表泛滥义之“滥”同形.本文从字形源流关系上证明这个形体是表“监”之本义“以水照影”之义,并从汉字历史发展角度说明它是“监”的繁化异体.从辞例和形制上推测“滥盂”是一种专门用于照影用的水盆,相当于春秋晚期出现的“鉴”.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从《左传》《国语》考孔子“笔削”《春秋》义法──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之二

在“春秋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三大令人困惑不解的“怪现象”：一是从汉代经学家鼓吹孔圣人作“春秋经”以来，人们一直试图从“春秋经”中探讨《春秋》“笔削义法”，“一字之褒贬”的“微言大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议论，至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①正如沈玉成先生所说：一部提纲式或标题式的编年简史，竟被后人发挥铺衍出如此精微复杂的“大义”，这在学术史上包括对其它儒家经典的研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②二是从先秦到汉初学坛，巨子硕儒对孔…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随着价值相对主义愈益逞辩于人文学术的腹地 ,史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前所谓“历史本来面目”的执著渐次松开后 ,史学须得找到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以获得人们的再度信赖。人们当然可以更多地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话语那里觅取希望 ,这里却情愿借助中国史学的资源探求另一条蹊径。一、从《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起中国史学的源头可追溯到经由孔子笔削之《春秋》,尽管这之前早就有了诸多编年性的纪事文献。孟子曾如此评说《春秋》的发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     

“春秋五霸”辨

<正> 关于“春秋五霸”所指,向来异说纷歧,莫衷一是。五霸的迭兴构成了春秋时期列国兼并的骨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历史问题澄清真相,辨明事实。一、五霸之称有两种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五霸”之称出现于何时?检索史乘和诸子的结果,《春秋》及《公羊传》、《谷梁传》,《国语》、《老子》、《论语》、《墨子》,均无“五霸”之称。这一称号最早见于《左传》,至战国中期以后则大量出现于诸子著作中:《庄子》中一见,《孟子》凡七见,《荀子》和《韩非子》各八见,《吕氏春秋》凡九见。但是,五霸之称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三代五霸,一是指春秋五霸。关于三代五霸,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国语·郑语》载周太史史伯答郑桓公云:“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其时当春秋初年,还只有昆吾、大彭、豕韦三霸的传     

兰花栽种历史考述兼释《楚辞》之“兰”

关于我国兰花栽种的历史,各种兰学著作介绍不一,直接影响到《楚辞》的理解。本文分别对”史前”说、“春秋”说、“战国”说、“汉代”说、“晋代”说、“唐代”说予以考述,论定山野栽种始于春秋、庭院栽种始于战国、宫廷栽种始于晋朝、兰场栽种始于唐朝,而《楚辞》之兰分为“兰草”与“幽兰”两种,唯“幽兰”为现代意义上的兰科植物“兰花”。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新趋向。未来学界“《春秋》笔法”的研讨还应本着“材料之生新”、“观点之转换”、“方法之讲究”的治学要领,在经学、史学、诗学、语言学及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上继续拓展、深化。     

春秋赋诗的真相

两汉以来,对于春秋赋诗的真相一直存在误解,以为“赋诗”就是吟诵现存诗篇,或者即兴创作一首诗歌。其实,春秋“赋诗”是一项典型的礼乐活动,是宴享之礼中的一个仪注。在宴享活动中,主人点乐章招待客人,由乐工演唱;客人或者推辞,或者接受,听完以后表示感谢,并且点乐章回敬主人。由于宴享礼的失落,汉人已经不知道“赋诗”的具体仪注,致使春秋“赋诗”的真相湮没了两千多年。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楚连尹为主车之官说

春秋时,楚官即有“连尹”之号。《国语·晋语七》“连尹襄老”韦昭解:“连尹,楚官名。”但未进一步说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尹训正也。楚官多以尹为名。”《尔雅·释言》:“尹,正也。”此孔氏所本;《国语·齐语》“立五正”韦解:“正,长也。”是尹即首长之意。连尹之名,先见于《左传》和《国语》。对这一官称的解释,自汉至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左传正义》引汉儒服虔说:“连尹,射官,言射相连属也。”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说:     

也谈齐国的“同姓不婚”习俗

在我国历史上,“同姓不婚”之制为有周一代一项重要的婚姻戒律,并普遍实行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中,其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至唐、宋、明、清诸朝,法律上对同姓通婚也还是禁止的①。但有的学者认为,“同姓不相婚娶”这一条根本规则,仅“为周人所严守”,这一“宗法的约束,在春秋时的齐国已经没有力量了”⑦。此说一出,不乏响应者③,似乎“同姓不婚”这一古老习俗在春秋时的齐国根本不存在了。笔者认为,这实是一种误解。其实,“同姓不婚”之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与在其他诸侯国一样,都是自始至终在规范着人们的婚姻行为的,其制约作用不容忽视和低估。     

从"宣王伐鲁"看嫡长子继承制

本文通过分析西周“宣王伐鲁”事件之原委 ,揭示“天子立君”与嫡长子继承制之间的冲突 ,从而从一个方面探析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有碍西周政权统治的不合理性 ,同时又得出“宣王伐鲁”这一事件的历史合理性 ,并期望从制度层面提出西周社会转型到春秋与战国的一种解释的可能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天才论”是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反动世界观及其根源

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们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都用一种“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孔丘在春秋末期为行将灭亡的奴隶主贵族阶级行“复礼”之道,把“天命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唯心论的“天才论”作为哲学理论基础。孔丘这种“寄托上天”的唯心主义哲学成为维护一切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