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研究

通过对浙江省新昌县双彩乡的调研,本文考察了现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频发的原因。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偏差行为的性质和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两类儿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同,而非单纯由留守本身造成。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得到的社会支持少,受到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监管弱,因此更容易出现偏差行为。     

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情感生成的理论价值

道德情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情感,它既不能脱离人的内在生理活动,也不能脱离人的外在社会性活动,其生成过程是个体生理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从理论上讲,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情感的生成是其心理机制的综合反映,整个过程将受其道德认知、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以及道德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反言之,道德情感在留守儿童品德结构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理论价值在于不仅推动着自身道德认知、意志、行为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还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道德品质与人格。     

留守儿童问题的建构与研究反思

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有乡村教育志视角、社会化视角、社会政策视角、社会支持视角等.本文反思了当今的留守儿童何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以及既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指出,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是经过系列的社会建构和学术建构活动才得以"被发现"和形塑的.留守儿童问题之凸显,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借助国家政策、大众传媒、学术研究、社会舆论等活动形式而得以表现出来的.当前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界定、操作化路径和分析思路的选取、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等方面,仍然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与讨论,并展望了今后研究的进路.     

再留守:农村儿童留守城市及其社会隐喻

在中国城乡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城市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大量农村儿童涌入城市,从留守农村到留守城镇,为实现城市就学,成为城市的"再留守儿童".农村儿童留守城市,主要有个人独自留守、祖辈陪同留守和单亲陪同留守三种形式.再留守的发生既有微观层面个体城市化动力,也有宏观层面结构变迁的压力,其实质是为实现城市化而积累人力资本.但这些再留守儿童从农村熟人社会进入城市陌生人社会学习生活,失去传统支持,会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城市政府应为其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与救助,学校为其提供关心关爱和学习帮扶,社区为其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确保留守城市的农村儿童完成就学目标.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我们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留守儿童"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转型形成的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些未成年儿童正处于初级社会化的关键时期,由于长期留守,缺乏家庭照顾、亲情关爱,出现各种负面情绪和不正常行为,对其人格发展也造成了不良影响。由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家庭管理的缺失引起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长时间分离而产生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问题。     

留守儿童行为失范与社会干预体制的构建

留守儿童行为失范现象危害中国新农村建设,影响和谐安定社会环境的构建。分析留守儿童行为失范的社会化因素并促进干预体制的构建,对于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引导偏差与双向倒置：农村留守儿童短视频成瘾研究

研究当下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意义重大。近年来,观看短视频逐渐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主流文化消费形式,而短视频成瘾现象不容忽视。基于赣北Q村的农村留守儿童与短视频互动的案例,尝试从结构性视角及“偏导－倒置”的研究路径出发,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短视频成瘾的深层缘由及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以生活视域进入农村留守儿童内心世界的下沉路径,并与农村留守儿童的猎奇心理、沉浸心理、孤独心理与消费心理耦合,构成沉迷短视频的具体表现。在社会、家庭、传播技术等结构性因素的引导偏差下,农村留守儿童形成“双向倒置”的行为机制,最终产生动态成瘾的后果,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在现实生活与教育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家庭、企业责任等层面努力,培育出农村留守儿童回归社会与教育的主体性自觉。     

我国留守儿童受照顾权保障问题研究

留守儿童受照顾权得不到保障是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解决留守儿童受照顾权的保障问题。保障留守儿童的受照顾权,要努力降低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的成本;要强化监护人的监护责任,规定不得让未满18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独自生活,要求监护人树立"一切以孩子为主"的监护观念;要规范委托监护制度,明确监护责任转移的条件,明确合适受托人的标准,明确委托人与受托人的责任分担;要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建立监护监督、监护人惩戒与国家直接监护制度;要加大财政支持,可提供免费火车票、免费午餐,开办寄宿制学校,投放儿童津贴等;要充分激发社会各界力量,发挥社会和市场资源的作用,营造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氛围。     

家庭教育与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研究

文章利用已有文献资料，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家庭教育期望较低、家庭教育行为有所缺失，这一状况给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教育发展和社会行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研究认为，促进在城或在乡的家庭团聚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     

失衡与重构:留守儿童抗逆力重组研究

家庭结构的变化为留守儿童带来了诸多风险,其成长必然遭遇原本平衡状态的失衡与重构过程。对留守儿童抗逆力过程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其积极应对风险及逆境。通过对陕西省秦巴山区留守儿童及监护人的深度访谈,探索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失衡与重构过程,可以发现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其照顾体系瓦解,重生存轻发展的养育模式造成其自我认同危机,重工具性轻情感性的社会支持导致其依恋关系疏离,家庭监护能力低下促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生产。留守儿童的平衡重构过程表现为假性单亲家庭的功能补偿、扩大家庭的监护代偿、学校教育的发展保护及社区支持的远端缓冲。对留守儿童的福利提供要以照顾与保护体系的重构为目标,发展家庭社区联动职能,转变家庭政策,搭建学校福利平台,促进留守儿童抗逆力重组。     

"留守儿童"教育的社会支持因素分析

文章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了“留守儿童”教育的国家支持系统、群体支持系统、个人支持系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认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只要给予足够的社会支持,这一问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的。     

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成长问题的心理社会分析

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导致留守儿童道德成长问题的主要原因,作为影响这一过程的心理社会因素,亲子关系的失调、父母榜样作用的缺失、父母监控机制的弱化和父母亲情呵护的缺乏影响了留守儿童道德观念的获得、道德情感的发展、道德行为的养成以及道德品质的形成。解决留守儿童道德发展问题的现实途径,在于充分发挥家庭的监护引导作用,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教育资源,扩展农村学校的道德教育与心理辅导功能。     

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

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及相关研究,本文讨论了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中国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之间,不同单位的成员社会信任程度不同;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西北欧的国民比东南欧的国民社会信任程度更高。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一般信任产生负效应,但也取决于不同方面;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家庭结构。最后,本文讨论了该研究对跨文化比较的启示。     

童年期留守与成年后信任：阈限效应、内部差异与作用机制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留守经历对个体社会信任影响的长期效应、内部异质性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均有长期负向影响，对一般信任的负面影响随时间流逝有所消减，但对特殊信任的负面影响则不能被时间疗愈；其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阈限效应”，即对个体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于“留守”而非留守持续时长；再次，留守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早晚”和“监护”效应，有小学和初中阶段留守经历者以及留守时由祖辈监护者，其特殊和一般信任均更低；此外，因果中介分析表明，留守经历会通过降低留守者主观阶层地位而对其成年后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说明童年留守经历所导致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留守者对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等身边人信任的内在负面冲击且难以被时间疗愈，而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外部信任危机则相对较小且可能随时间修复。     

转型期农村留守儿童发展问题的困境与突破——基于社会环境因素的理性思考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性的存在,是中国城乡二元体系松动的一群＂制度产物＂。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型,农村留守儿童越来越得到关注,尤其是他们的发展问题。留守儿童发展问题的影响因素众多,但社会环境因素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治理体制、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农村社区教育四个方面,而如何针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困境,理性思考具体的突破对策,将有助于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     

社会网络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留守儿童的问卷调查，就社会网络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了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措施，以期对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需要从“问题回应”型转向“家庭整合”型

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在政策启动、内容制定、政策执行主体选配等方面均以解决留守儿童相关问题为指向,属于一种“问题回应”型政策。该政策类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但是其所提供的“运动型”干预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日常性”需求、公共性服务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个体化需要、“能力型”培养和“公德性”教育难以满足留守儿童“儿童化”“私德性”成长需求。从真正满足留守儿童需求,并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出发,以国家福利资源为保障,以家庭成员或类家庭成员为政策执行主体,以促进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修复的“家庭整合”型政策安排是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的理性选择。     

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儿童留守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相当多数的家庭物质条件已大为好转，但仍坚持做出将儿童留守这个并非最优的选择。阿玛蒂亚·森的信息基础理论对此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儿童留守从表面上看是家庭的适应性偏好，但实际上是一种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当下外出务工家庭持续将儿童留守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受限或受影响于政府与社会持续供给的信息基础。功利主义的发展观强力输入，而其他更具包容性的信息基础如家庭价值、个人发展等无法获得外生性输入。信息基础的“纳入”与“排除”机制，又进一步阻碍了信息基础的内生性转化。信息基础的局限导致了社会选择的“固化”。推动农村家庭做出适应性调整，关键在于信息供给侧改革，扩大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使儿童回归家庭成为社会的必要选择。     

社会工作助力农村留守儿童成长

"小艳事件"引发社会的热议和反思,在"小艳事件"背后,反映出一系列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例如,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参与度不高、家庭教育方法缺乏科学性、隔代教育困境、亲子关系淡漠、家庭沟通模式不合理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影响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因素.     

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机制分析

社会转型及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工会职工权益维护者的角色逐渐凸显出来。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实践中,国有企业工会面临诸多障碍与不足。而作为能动性的社会主体,国有企业工会则尝试通过与其他主体互动中的不同路径及策略选择,构建维护职工权益的多重机制。国有企业工会通过"政治忠诚"获取国家、企业党委的信任,通过"情感沟通"获取职工的信任。信任既建基于国有企业工会维权功能的实现,又有助于维权功能的增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会能够突破"有压无力"的传统性特征,积极从不同的互动主体中寻找力量支持,通过力量整合而实现维护职工权益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