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以工代赈计划——印度政府消除农村贫困的一个措施

贫困、失业是印度农村一直存在的普遍而严重的问题。独立以来,“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政权的最漂亮口号,也是历届政府喊得最响亮的施政方针。早在1955年国大党阿瓦迪年会上,尼赫鲁就提出“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并把这个口号作为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基本目标。自此以后的各个五年计划中,印度政府都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就业机会作为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扩大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求最大限度利用国内人力资源,保证大量增加就业机会,逐步达到机会均等,减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第四个五年计划特别强调尽各种努力,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村人民收入;第五个五年计划再次重申扩大就业机会,扩大社会福利计划以满足国民最低需要,加强和发展为给贫困的人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必需的消费品而建立足够的公买和公卖机构;第六个五年计划更进一步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迈向世界经济的抉择

普遍认为,八月事件后开创了西方同苏联经济合作的新阶段。此阶段的特征是一个世界大国将加入世界经济过程并逐步将世界经济扩展到全球。但是,前面的路是艰难的。远非所有的人对苏联成为发达国家的前景都抱乐观态度。我们自己也极大地失去了对自身的信心。结果,虽然我们仍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兴趣,但对经济的兴趣却开始下降。西方的阔商将中小公司作为“轻骑兵”推向前台,使它们成为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而自己却在等待时机。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经济发展一再大起大落探源

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剧烈的震荡中艰难地前行的。除政治动荡的冲击外,经济运行本身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大起大落,也一次又一次使国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每次危机后的教训总结,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甚至使人产生一种信念:这样大的危机不会再出现了,“瞎折腾”已成为历史。而事实却使人再度失望。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次次花那样沉重的“学费”,却依然驾驭不了经济发展,仍然不能从“必然”走向“自由”呢? 根源就在于指导思想上患了急于求成的顽症。我国近代的落后、贫弱,使一代代中国人渴望经济的振兴、民族的强大。新中国的建立,     

对贫富本质的认识

对贫富本质的认识是解决贫富问题的前提。从人与物及人与人的关系上看,贫富的本质在于贫富的主体对客体的占有。从财富的分享过程与贫富结果上分析,贫富问题是一个分配方式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高度进行概括,贫富问题则是正义的问题。     

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这个概念,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按照美国D·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可以解释为:“一国或一地区与商品和劳务生产的增长相结合的其生产能力的增长。”经济增长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学主题,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名著,所论述的核心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尽管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把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来研究,而没有把经济增长作为独立问题来探讨,但归根结蒂资     

艺术生产与艺术个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生产与一切精神生产一样,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特殊形态。人类生产的本质,即生产一般,就是生产满足人的需要的财富,而财富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独立自在的身外之物,财富就是对象化的人自身。马克思指出:“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的交换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能力等等,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要支配普通     

超人类主义的形而上学——对人工智能假设的批判

超人类主义旨在借助技术使人类得到增强,以摆脱人类身体的局限。超人类主义者想要通过“上传”的方式将我们从人类躯壳所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所说的“上传”是从大脑中提取信息,将信息传输至计算机,运用这些信息在计算机中创造一个纯粹的电子人。这就是要把我们从人类身体转移到计算机之中。它预设,只凭借信息的传输就可以将一个人完全转移到计算机之中,并使之作为电子人继续存在。“上传”既要包含对人工智能假设的辩护,又要在此基础上完成对人格同一性假设的辩护。但是,超人类主义者基于“宽心理标准”为跨时间人格同一性假设所做的辩护,却难以摆脱“分支难题”和“复制难题”的困扰。而且,我们完全由物质组成。“上传”只有信息的连续性而没有物质的连续性,并不能把一件物质的东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而我们无法“上传”,“上传”在形而上学上完全不可能。把人归结为信息进而否认我们是物质的所谓“样式论”,同样难以规避形而上学的难题。尽管我们无法通过“上传”转移到计算机中,但是创造出在心理上优于我们自身,且能从人类局限性中解脱出来的纯粹电子人却是有可能的。     

精神文明建设与“现代人”

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改变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潜结构”,使我们的国民从思维方式、态度、行为方式上都现代化起来;只有我们的国民从“传统人”变为“现代人”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可能,没有主体人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论先秦儒家的审美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认为,审美教育是实现人性完善和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音乐以其节奏、旋律、秩序等和谐的形式影响人的心理结构,使人的感性生命节律化、秩序化,使人的情感快乐、真挚、丰富、超越;同时,音乐的结构还与政治异质而同构,社会政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的音乐境界;音乐的形式结构及其运动也象征着化育长养万物生命的宇宙之道。先秦儒家通过审美教育追求人的感性欲望与精神生命之间和谐、有度、中庸,追求社会政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音乐化境界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人的物质功利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平衡,对于政治、经济、科技、管理中以人为本,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法独立:近代英国法治秩序与市场经济建构的制度之基

英国的司法独立,主要是指普通法院相对于国王、相对于行政的独立。英国自“诺曼征服”以来,普通法院一直从属于国王,实施着国王的统治权与财产权不分、政治与经济不分的政治治理。然而由于近代早期英国财富存在形式的变革——由实物向货币的转化,财富从属于社会,进而引发了获取财富的方式变革,即由先前的国王分配变为市场分配。为适应上述变革,普通法院开始强调自己是习惯法的代表,坚持市场交换正义原则,开始与国王、与行政分离开来,确立了司法独立。英国普通法院司法独立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促成了英国政治与经济、行政与司法的分离,完成了英国法治秩序与市场经济的建构。     

地区经济理论的课题与展望

大城市的衰退与“重新农村化”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及经济的发展,步入了现代文明。现在我们又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时代。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弊病在大城市地区的经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伦敦与纽约等资本主义世界财富积聚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中枢。在这些要害地区,近年来由于工厂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住宅紧张,教育质量下降,因而城市问题越发严重了。同时,由于低收入人数增加和福利费用增加而税收难以增加,致使财政也陷于危机。     

存在与虚无,一个乡土社会"福"的本土解释

“福”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对一个人说 :“你有福气” ,可能是指他有一个关心、爱护他的父亲 ,或者他的职位得到了升迁 ,也可以说他有一个很孝顺他的儿子等等。总之“福”的话语不是指一个绝对的意义 ,而是根据不同的场合 ,表现出不同的意义。“福”既可以表现为财富占有的多少 ,也可以表现为寿命的长短 ,生育子女数的多少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子多福的观念有关 )。“福”所包含的每一项都有其自身特定的含义 :“财富代表社会的经济地位 ;寿代表着一种良好的对自我的保养技能的运用能力 ;拥有男孩或孙子的愿…     

美国政治的新分化

美国《幸福》杂志1979年3月号刊载的这篇文章,对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冲突的变化情况作了论述,说当前美国“经济领域中的阶级冲突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出现了一种“以教育水平为中心”形成的“新型的社会阶级”;说新的分化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和经济地位,而取决于他所具有的文化背景。这些“新的论点”和本文提出的一些情况,仍然值得我们注意。摘译如下。     

中国文化的道与艺--由艺臻道以道统艺

文化包括“有形”和“无形”、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中国人称之为“艺”和“道”。中国文化里“道”与“艺”之间是“本”和“末”的关系,儒家强调的“下学而上达”相当于由“艺”而“道”,“为己之学”则是通过完美自身来达到人与天地的和谐。中国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包含了文艺、武艺、技艺,涵盖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在生活层面广泛地享用“艺”的成果并深受“艺”的影响,“艺”既能提供享受又能为害于人,应用不好便适得其反。我们要遵循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传统精神,让“艺”为我们的养生、修心、审美及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例如中医,应当从理念上弘扬“中和”之道,用中国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和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去对比西医简单的对抗性的疗法,而不能把中医降低到艺的层面上与西医比拼。     

谈过份规范化

当今中国的大地上,到处可以听见需要创造性人才的呼声,但现实的回答是创造性人才奇缺,其症结何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环境。长期以来,“一刀切”的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的教学方式、统一的分配,使我们的教育体制“过分规范”了。尤其是十年浩劫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正常的学派争论、合理的规范冲突被扼杀了。从而一家孤鸣、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的道路,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了,但我们的教育体制却远远地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进程。我们的教育体制的过份规范化,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便是千百万人统一的思想方式,人们的创造力被限制了。     

第三世界债务政治学

本文的特点是从政治方面来探讨第三世界(主要是拉美)的债务问题。作者指出,拉美所欠外债数额太大,因此既不能也不会得到全部偿还。而且以拉美国家来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试图偿还外债。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又不能拖欠到期应予偿还的外债,至少是不能够公开进行拖欠,因为这样于会使它们蒙受“不能信任”和“不文明”的耻辱,从而没有资格申请新的贷款。债务既不能偿还又不能拖欠,这就使债务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当然也就需要通过政治途径来加以解决,而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对不同的方面,“控制”的含义也不同。     

试论韩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近几年韩国的“廉政风暴”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韩国金钱政治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政府主导型”政策和文化上崇尚“人治”；而这场政治革新运动的背景则是近十年来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经济上实现了转轨，市民社会基本形成以及军队改革初见成效。从韩国的经验，作者归纳出几点对亚洲后发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即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政府不宜过多直接干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分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全民反腐倡廉的教育和法制建设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