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晦日节考

正月晦日曾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日存在有数百年之久.它最早见于记载是在北魏末年,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才为中和节所取代.正月晦日的节日习俗有水边湔裳、酹酒,祓禊度厄,帝王邀群臣泛舟饮酒.到后世晦日节逐渐演变为至水边宴会寻乐的节日.中和节取代晦日节后,晦日节的一些节俗内容也为中和节所沿袭,一直流传到近世.     

唐赋节日活动书写——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主的考察

唐代为中国岁时节日发展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与前代相较,唐代不仅承袭了传统的节日,更有许多新创。尤其唐德宗创制中和节,除了节日中呈现君臣宴游玩乐之景象外,亦含蕴着追慕盛世的心理,其中百官进献农书更是国家重要的政策,因此德宗贞元十九年科举考试,侯喜、贾餗、胡直钧和郑式方均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题,说明了百官进献农书以重稼穑之举,其重农务本的思想丰富了当时以及后代民俗节日,影响了文化艺术领域内的创造,具有深层的政治与文化心理意涵。由于中和节之活动内容在赋家铺陈、穷物的书写下,既扩大了辞赋之创作题材,也丰富了古代节日内涵,并影响及今日云丘山之中和文化,其所呈现之特殊文化意涵与审美风貌,实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与价值。     

穿天节属于襄阳考

“穿天节”是襄阳特有的民俗节日,在宋代庄绰的《鸡肋编》中曾明确记载。襄阳“穿天节”形成受北方流行节日“天穿节”的影响,又和襄阳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襄阳浪漫的爱情神话传说“汉江女神”有关。     

唐代上巳节习俗考论

上巳节是我国古代重要节日,也是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发达,上巳节发展到鼎盛阶段,尤以娱乐性和狂欢性为主要特点。官方的重视与参与成为唐代上巳节兴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唐代上巳节以水滨祓禊、曲水赐宴、出游踏青和竞射竞渡等习俗为主。这些习俗揭示了唐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风貌、情感内涵,丰富了盛唐时期节日习俗的文化内涵。     

唐代皇帝诞节的贺寿礼制

从唐玄宗朝皇帝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开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宋代皇帝圣节礼制最终成熟定型。唐代诞节礼制作为圣节贺寿的形成阶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就贺寿对象而言,从玄宗千秋节的突出皇权中心,到逐渐接纳民间的生日祝贺父母习俗,并最终形成了圣节为皇帝、皇太后同时贺寿的圣节礼制。就皇帝对百官群臣的诞节赏赐而言,从玄宗朝的重物质、尚豪奢向中晚唐五代的重精神、尚荣誉转变,同时又接纳了民俗节日进衣的传统,至宋代则以赏赐衣物为主。就百官臣子的进献内容而言,从千秋节设计的甘露、醇酎、金镜、绶带等贺寿礼物,很快演变成豪华进献,并变相成为赋税之一种——诞节银。圣节礼制在宋元明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其节日之设计与演变,对当代节日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教训价值。     

资源县河灯歌节的文化传承及价值研究

河灯歌节是资源县具有特色的一个传统节日,俗称“中元节”、“鬼节”、“七月半节”。河灯歌节是由资江和浔江两岸的灯节和五排苗寨的歌节嫁接传承而来。随着现代节日经济的大量兴起,资源县河灯歌节挖掘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无形的文化价值,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其活动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它给封闭的山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走在文化传承和人为创造交叉路口的河灯歌节能否突破世俗节日的樊篱,对其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非遗化及其文化建构——以广西仫佬族依饭节为例

在非遗保护背景下,少数民族节日在不断发展变化。仫佬族依饭节作为仫佬族集体举行的酬谢、祈求神灵的祭祀仪式,在社会变迁下节日形式与内涵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以广西罗城仫佬族依饭节为考查对象,通过节日中政府主导、地方精英参与、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舞台展演、当地人演出互动、摄影与媒体的景观构建等多角度对节日进行建构与创造,使节日呈现舞台化、市场化,以此说明依饭节作为非遗成为区域文化产业被不断构建,是在现代化语境下被打造出来的地方文化品牌,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非遗化及其文化建构 ——以广西仫佬族依饭节为例

在非遗保护背景下,少数民族节日在不断发展变化。仫佬族依饭节作为仫佬族集体举行的酬谢、祈求神灵的祭祀仪式,在社会变迁下节日形式与内涵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以广西罗城仫佬族依饭节为考查对象,通过节日中政府主导、地方精英参与、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舞台展演、当地人演出互动、摄影与媒体的景观构建等多角度对节日进行建构与创造,使节日呈现舞台化、市场化,以此说明依饭节作为非遗成为区域文化产业被不断构建,是在现代化语境下被打造出来的地方文化品牌,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     

上巳节渊源名实述略

上巳节是两汉尤其是东汉以后才开始形成并流行起来的节日,它采纳了古老的巫术仪式“祓禊”,又包含了许多鲜活的世俗内容。在上巳节起源,上巳节与祓禊的关系,“上巳”文献的使用,桃花水、《韩诗》残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许多误区。     

清末民初山西地区龙抬头节习俗初探

龙抬头节是一个重要传统节日,在我国北方地区极为兴盛。依据山西各地方志岁时民俗资料,对清末民初山西地区的龙抬头节节日习俗活动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揭示出一定的岁时民俗所反映的文化含义,以及与相应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生的盛宴——二月二东北节俗文化心理探源兼论龙的实质

二月二日是传统的龙头节,该节俗的文化心理,以及它与龙的关系,还没有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本文力图对二月二追本溯源,找到二月二的源头是龙崇拜观念,从中揭示龙的实质是母神强大生命力的象征,东北二月二啃龙头的节俗是圣餐仪式的遗存,从而重构远古先民庆祝女神再生的圣餐仪式,反观原始先民向生的无意识愿望。     

论杜甫宴乐诗的悲美风格及其成因

杜甫诗中涉及欢宴游赏之乐的宴乐诗呈现悲美的风格特征,即使是安史之乱之前本该极尽欢娱之作亦是如此。究其原因,汉代以来宴饮音乐的＂尚悲＂审美传统使审美客体——宴乐本身即具有悲的特质。忧患意识使杜甫察觉社会繁荣背后的危机：百姓不堪重负;科举制度名存实亡;奸臣把持朝政,从而使审美主体——杜甫具有悲的心理结构。＂悲＂是杜甫与宴乐发生共鸣的契合点,由此而形成杜甫宴乐诗的悲美风格。     

论宋词娱宾遣兴的文化功能

宋初朝庭将赏花钓鱼、曲宴赋诗作为常例和制度规定下来 ,以至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饮宴游乐的文化习俗。曲子词在宋初朝庭这种文恬武嬉、欢歌醉舞的世俗文化的风习中 ,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于酒席歌筵承担娱宾遣兴的角色功能。宋词的文化角色功能具体表现在消遣式、反省式、游戏式、价值化、审美化等方面。宋词所表现出的与诗文道统迥异的文化功能 ,是宋人对文学功能的一种开掘 ,是宋人关于人性的深度觉醒。     

论曲江宴等宴饮活动在词的起源中的作用

以曲江宴为例论述宴饮活动对于词的起源的影响;指出词的兴起,与唐代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宴饮风尚的盛行以及斗声乐的风气有密切关系,丰富繁荣的都市宴饮生活,不仅孕育了词,而且推进其发展与传播。     

白居易与洛阳“七老会”及“九老会”考论

会昌五年(845)春、夏,白居易在洛阳发起两次宴集活动,参加者同为9人。春天宴集,因狄兼謩、卢贞年未70,虽与会而不列为"老",故应当称为"七老会",编集《七老会诗》;夏天宴集,李元爽、如满加入,与会者均年过70,可称为"九老会",未编集。古今学界对这两次宴集的人名、会名以及前会唱和集名等有很多误记。又,《七老会诗》以年齿为序,这种编集排序的方法在唐人唱和诗总集中较为罕见。其后,宋有"至道九老"等,日人南渊年名办尚齿会等,可见白居易洛阳宴集唱和对中外文化的影响。     

从生活层面看白居易闲适诗中“知足保和”的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知足保和＂思想对中国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成为继陶渊明之后又一个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而其＂知足保和＂思想从生活层面上来看主要包括：对日常衣食起居的满足、对闲情雅趣的追求和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均反映了白居易平和的人生态度。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包含宗教和地域两方面涵义,大体可从《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略窥一斑。元代回回人在宗教用乐、仪仗用乐和宴飨用乐三方面承袭了当时伊斯兰地区的用乐风俗。宗教和宴飨的音乐生活,对于回族音乐的形成起重大而持续的作用。     

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评无名氏的《红魔》、《龙窟》

无名氏的《红魔》与《龙窟》展现出1907年8月韩国的"义兵运动"。《红魔》描写溃败的义兵在李范仪家避难的情景,《龙窟》描写李范懋60岁大寿聚宴的情景,是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恢弘壮阔的场面描写、充满诗意的叙述语言,成为作品的特点。     

唐代酒令与令词

酒令是唐代酒筵间十分常见的一种有规则的游戏活动。盛唐以后,酒令普遍采用了曲子歌舞的形式,因此,作为酒令节目的酒令著辞大量涌现。酒令著辞的创作和演唱表现为依调撰辞与依曲唱辞,从而直接推动了按谱填词、以词合乐的小令创作,并孕育了令词。所以,唐五代小令词体在曲体形态上带有不少酒令著辞的痕迹。     

诗与酒——从清华楚简《耆夜》和北大秦简《酒令》想起的

中国古代,酒与文学有不解之缘。参加酒宴者往往以一种叫“酒令”的诗歌助兴。讨论的《酒令》是书于竹牍和木牍,藏于北京大学。另外,令人惊奇的是,同出还有一枚特殊的酒骰,形状特异,前所未见,上面有四个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