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家”——读冯俊主编《哲学家·2008》

“一个时代不能没有哲学,不能没有哲学家,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时代和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可悲的、是荒芜的：一种哲学和一个哲学家也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他的民族,离开了时代和民族的哲学和哲学家是空洞的、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时代能够产生哲学家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一个哲学家能遇上一个好时代那是他的福气。”     

二十年的不懈探索——评《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

“中国东北”是中俄关系的重要舞台。中俄两大民族最初就是在这里相遇、相识的,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是对中国东北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家,特别是19世纪末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后,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对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更为深刻。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丰富。现在,中俄两国积极发展彼此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这样的形势下,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充分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总结两国数百年来经贸往来的经验教训,是历史研究者…     

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塑造——读《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

最近的十多年是李维武教授哲学史研究的多产时期,其间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吕不韦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充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与何萍合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专著问世,撰写了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月刊》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从哲学史观的探索到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形成,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这部52万字的著作于200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则可看成是他在哲学史研究方法探索、哲学史研究风格塑造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希腊哲学破晓时期的人事关怀——关子尹先生《虚己以游世——早期希腊哲学的非自然哲学解读》编后记

本文的主人公关子尹（Tze—wan Kwan）,1951年生,广东南海人,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哲学系主任。关子尹也是我们的老作者,曾在《现代哲学》2005年第2期发过《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还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发表过《西方哲学东渐下有关语言的一些重要议题》,都有两三万字。这篇编后记要讨论的则是关子尹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发表的长文：     

当代哲学的筏渡——罗蒂“后哲学文化”理论评析

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罗蒂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哲学的变种,他一方面宣告了西方哲学传统为人类精神活动寻求某个基础任务的终结,另一方面,提出了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这一理论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融合的趋势,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哲学史与哲学的现象学先行追问——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的构境论解读

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解构立场出发,对传统的哲学史和哲学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史研究并不是追逐哲学家思想和文献的什么绝对的虚假客观性,而是与之发生一种复杂的解释学意义上的争执.哲学不应该是某种理论传递中现成知识点的说明,它缘起于对原有思想追问中的先行确立,由此生成哲学之思的前提条件.哲学不是知识传递,而是追问之思.     

儒学“哲学化”向度的开拓——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正概括地看,清末民初之学术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因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引发之"中西"问题,具体化为中西哲学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一类是由回应时代问题而引发之"古今"问题,具体化为传统与现代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无论对哪一类问题,清代学术都无法圆满地予以回答。正因为如此,一意"崇洋媚外",一心"攀缘科学",将传统儒学"唾弃"、"摧残",竟然成为当时之"时代思潮"。熊十力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所唾弃。"②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学问"理论资源枯竭",即其哲学意蕴不足。在熊十力看来,面对如此严重之困局,要应对"中西"和"古今"问题,作为文化建设之"根荄"的哲学必须要有所作为,从而带动整个学术、文化之发展。他说:"所谓本位文     

走向后批判哲学——论波兰尼对“批判哲学”的超越

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从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 ,对近代批判哲学所竭力排斥的“信念”、“传统”和“权威”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进行了细致分析 ,揭示了它们对于科学研究的构成性意义。波兰尼从而以自己的后批判哲学实现了对批判哲学的超越 ,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启蒙运动原则的扬弃有着相同的理论旨趣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作为后形而上学建构者的王船山——读《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

2002年,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王夫之研究专著.一部是萧楚父和许舜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另一部即是陈贇所著的<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这两部著作各有特色.<评传>主要是总结性的,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学者数十年来用马克思主义解读王船山的集大成者;在它那里,船山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最高峰.相对而言,由于采取了全新的解读视角,<回归>显得更富有创造性;在它那里,船山被视为宋明形而上学的解构者、后形而上学的建构者,以及中国本土现代意识的开拓者.随着视角的转变,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得到了全新的诠释.比如,"气"被解读为"一个标志着人的能力界限的概念",道器的关系不再是规律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形上"与"形下"这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体用关系既不是根据与表现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实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而是本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一次重写苏联史的实践探索——读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关于苏联历史的专题研究》

回首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最使人感到意味深长的历史性变化，大概莫过于发生在前苏联版图上的兴衰成败了。二十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篇章，并且，在随后的岁月中，几乎整个世界都被这场红色风暴所掀起的社会革命浪潮所席卷：     

悖谬与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哲学——读德里达《友谊政治学》

德里达的政治哲学观点是他对形而上学解构策略的延续,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所谓“后冷战”时期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里达破除传统政治中“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不再以区分敌我或者非此即彼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而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啊,朋友,没有朋友”作为重新建构的桥梁,肯定自相矛盾判断的正当性,肯定就要到来的是一个没有传统政治意义上的敌人与朋友的人类新时代,从中引出了一套悖谬的微观意义上的政治哲学。     

价值主体：马克思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旨趣——读贺来教授《“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贺来教授的新著《"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批判为背景,思考了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问题。"主体性"问题是现当代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又充满着异常的复杂性。将这样一个问题谈出新意、谈出深度,需要著者做出极大的努力,也是读者最为关注的方面。总体而言,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     

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观——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

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罗蒂提出的"后哲学文化"理论,宣称传统哲学终结的同时提出了在后哲学文化中一个新的哲学形象.在罗蒂所倡导的这样一种开放、宽容、平等的"后哲学文化"中,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哲学家、科学、科学家及真理问题等失去了其"大写"的意义,随之我们的文化形态也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转变.     

“超阶段”社会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要害——评《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一书

俄国民粹主义被称为是一种＂经典的民粹主义＂,其经典性就在于,它在各种类型的民粹主义中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其表现形态也最具完整性。一个多世纪来,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各种批判,虽说也时而约略地点到了它的软肋和弱点,即＂超越＂资本主义的观点,＂直接过渡＂思想,亦即它是一种＂超阶段＂的社会主义。但对此并没有十分明确、突出地加以表述,尤其没有把它从俄国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和弱点中作为一个最关键、最要害的问题予以突出表述。《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一书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超阶段＂、＂直接过渡＂理论及其社会阶级根源、影响和危害一一进行了深入论述,这对我们加深对＂超阶段＂社会主义的认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民粹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人的本质及其教育立场——基于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的思考

本文基于M.兰德曼的《哲学人类学》从宗教人类学、理性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对人的本质的历史阐述、基于文化人类学阐述的人的结构与人的存在的核心观点,探讨了教育的本源、教育的属性和教育的出发点等问题。     

历史的结构与权力——与韩毓海《我们需要一种“光明史观”》一文商榷

韩毓海以光明史观对抗所谓阴暗史观,这种简单而激进的钟摆式表态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及后者的时代意义;而断言历史错误是伟大人物推动历史的伟大错误尤为荒唐,其骨子里的英雄史观热衷于为历史创伤涂脂抹粉而缺乏反思批判精神。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历史话语与权力有着多样的纠葛。     

马克思哲学需要走出“权威体系”的怪圈——再读《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两个板块"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开始迷失路径,进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再进到"权威体系"走了一个怪圈。这个怪圈的出现,是因为离开马克思文献造成的。近年来,我国"马克思学"的研究开始使我们考虑这一问题。今天,我们再读《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希望它能启发我们走出这个怪圈。     

以哲学的方式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兼及“柯尔施问题”的“活动论”解

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确证方式大体上有两种:"应用论"的确证方式和"视域论"的确证方式。将《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等同于"哲学知识"研究至今仍然是难以拨去的思想迷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全部理论活动(包括哲学活动和科学活动)从结构上看存在活动方式与活动结果(各种具体的思想观念)之分。《资本论》中的科学(实证)活动不是自足的,其得以展开的前提——基本范畴和原则是由哲学(思辨)活动提供的;同样,哲学(思辨)活动也不是自足的,反思思想最终是为了构成更合理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哲学活动与科学活动谁取代谁的问题,但却存在哲学活动的结果能否真正成为科学活动的条件的问题。当下相关研究应在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基础上,以哲学的提问方式、表征方式和思想方式进一步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     

“回到马克思”的精神之旅——读《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

“回到马克思”,无论这一宏大的口号背后蕴含着多少喜悦与辛酸、多少汗水和泪花,在世纪之初的哲学研究中它都是一个宿命般的话题。马克思的幽灵不断从各式各样的茔冢中爬出,当那些布尔乔亚思想家们一次次高呼“马克思过时了”的时候,它却悄然出现在我们身边。然而正像实际上造就了20世纪哲学巨大进展的“回到康德”的运动一样,“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运动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字句的训诂式考察、在故纸堆中贩卖只言片语,也不是“回到者”们拍脑袋的妙笔生花、吟梦独语;它应该立足于当下的历史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在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