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国军阀史的研究

一部中华民国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上是两部军阀史的合成:前十七年是北洋军阀史和西南军阀史(含其它派系),后二十一年是国民党新军阀史。因此,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就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近年来,我着重于北洋军阀史方面的探讨,所以只就北洋军阀史的有关问题谈谈对民国军阀史研究的看法。     

西北师范大学专门史(西北史)学科概况

西北师范大学专门史 (西北史 )为甘肃省重点学科。该学科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创建 ,老一辈学者金少英、金宝样、陈守忠、郭厚安等先生先后在西北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1年在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古代史硕士授权点下招收西北史方向的研究生 ,1998年获专门史 (西北史 )硕士学位授予权 ,先后培养西北史方向的研究生共 2 0余人。该学科在西北史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涉及西北开发史、西北史地、丝绸之路、西北民族史、西北汉简等方面的研究 ,出版《甘肃古代史》、《甘肃近现代史》、《五凉史探》、《历代经略西北边疆研…     

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

汉语史研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值得反思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时间范围上,未能对汉语整个历史实现全覆盖,具体而言,就是缺了现代汉语这一段;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很大程度上把文言和白话这两种文体搅在一起,又与"口语"纠缠不清,因此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有缺漏,对中古及以后的文言发展付之阙如。基于此,提出"复线多头"模式的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复线指汉语史有文言史与白话史两条主线,二者合为新汉语史的主体;此外的几个重要线索,近期主要有语音史、方言史和通语史,远期还要再加上口语史,以上多史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新汉语史。     

彝族翻译史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民族翻译史是我国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分析了当前民族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认为一部民族翻译史的书写应该与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从专门研究特定民族社会、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出发,构思一部彝族翻译史,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译史研究,而且是对民族译史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论王船山的“治统”思想

<正> 一、反对“正统”提出“治统” 王船山论史,继承了历史上以古为鉴、以史资治的优秀传统,不是就史而论史,而是从资治的目的出发来论史。根据这个     

浅论汉语修辞史研究

语言理论是语言现象的总结,因之汉语史的研究应是两线并进：既有语言理论史又有语言现象史。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随着相关学科理论史的问世,已产生了词汇史、文字史、语法史、音韵史,独独修辞学领域的历史研究尚是单线发展：自汉语的第一部修辞学史──香港中文大学郑子瑜先生所著《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以来,先后有宗廷虎、李金苓、周振甫、袁晖等著有修辞学史问世①,但研究修辞现象历史演变的汉语修辞史尚是一片空白。故此,郑子瑜先生早在１９９０年就在《修辞学习》上向大陆学者呼吁：“希望有人研究汉语修辞史,以填补这一空白。…     

中国逻辑史研究与训诂之关系刍议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很多,但训诂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如果没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许就没有中国逻辑史之比较研究的兴起,就没有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兴起。反观中国逻辑史研究百余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训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还中国逻辑史以本来面目,重建中国逻辑史的新体系,同样,重视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训诂问题也可以使中国逻辑史研究和训诂学研究在某些方面实现交叉学科研究的会通,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个研究领域的拓展。     

“大历史”视野下的“微历史”:对世界史上诸关键节点之研究(笔谈)

编者按: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本栏目的七篇论文,初看似乎彼此间毫无关联:在时间上跨越了古代史到当代史,在内容上涉及古罗马史、法兰克史、德国史和苏联史等,在专题上则涵盖了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和史学史等。但如果细心观察,可发现各篇论文恰好关涉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早期史、现当代史     

引人注目的开拓性力作——评三卷本《西南军阀史》

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三卷本《西南军阀史》已出版,它弥补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是民国史研究的一项突出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民国史组成部分的西南军阀史的研究,取得较快的进展。张宪文先生在回顾民国史研究的情况时写道:“八十年代,对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成果显著,西南地区的学者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本书的作者不仅是这些有影响论著的主要参加者或主持者,而且从1981年起即开始钩沉辑佚,整理资料,潜心研究,撰写《西南军阀史》。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直至1994年10月,《西南军阀史》三卷本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它既体现了西南军阀史研究综合性的成果,又将把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台阶。这表现在:     

西南军阀史第三届学术讨论会在昆举行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在昆明举行第三届学术讨论会。云、贵、川、桂、粤、湘六省区的西南军阀史研究者以及京、津、鄂等地从事近代史、民国史、军阀史研究的部分学者、专家共七十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向会议提交了五十多篇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自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成立以来,西南军阀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已经出版和编集了一批史料和论文集,云、贵、川、桂、粤、湘各省区分会也在积极准备编写本省区的军阀史。在这个基础上,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组成了《西南军阀史》编写组,准备写出一部具有个性特色的西南军阀专史。在这次讨论会上,编写组提交了《西南军阀史》第一册和第二册的编写提纲。与会学者着重研究了这两份提纲,并就西南军阀的概念及西南军阀史的上,下限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

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启动虽晚但成果丰富.拉美环境史研究在森林史、采矿史、外来物种侵入史、土著民族与国家的环境关系史、环境主义史等方面成果突出,但也存在突出当下主义、忽视城市环境史研究等问题.     

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开始兴起,强调关注"人"的历史和"活"的历史,不仅对传统历史学研究范式构成挑战,而且影响很快蔓延至其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本研究在细致梳理国内口述史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存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两种口述史研究路径,二者之间界限较为分明。正是因为不同学科口述史研究理念的差异,极大限制了中国口述史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口述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超越于既有的研究范式,从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拓展并深化口述史研究。同时,口述史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经验,加强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并通过口述史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

区域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空间和时间是区域史研究中两个基本要素;认识区域史的"空间"范围要把握"历史活动主题"和"历史活动过程"两个维度,以"问题意识"来确认区域史的学术合理性及其"空间范围",认识区域史的"空间"历史建构特点;应当分析区域史"时间"所包含的时序、纪事和变迁的三层含义,认识区域史研究中整体史的价值诉求。     

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范畴问题

汉语史研究的事实发掘成果卓著,令人目不暇接,但理论滞后于实际的状况却愈显突出,主要症结在于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导致我们连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都十分模糊。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确立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当遵循下面的一些原则:以汉语史研究科学体系为构建框架,突出汉语史科学范畴体系的特点,按相对稳定的定型化思维样式来表述。无论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属性、汉语史研究范畴认识类型,还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视野来看,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包括基本概念、分期理论、史料科学、理论模型、方法论、学术视野、学术评价、学术演化、学术关系、学术价值等。     

民国史研究的新路径探索:政府史的产生及研究视角

政府管理史(简称"政府史")即政府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行使其管理职能的历史(技术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政府史与政治史、政制史的区别即在于它关注的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及动因,是动态的、发展的历史。政府史的研究视角可以从"行政生态学""现代化转型""组织的通权达变"等方面入手,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为政府史的研究提供支撑。     

《廿二史剳记》命名小议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长期流览廿四史,写成《廿二史劄记》一书,成为后人研读廿四史的指示途经之作。为什么书的内容涉及廿四史,却以廿二史命名,历来介绍古代史籍的著作有不同解释。第一种解释,也是有关著作中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以乾隆初《明史》修成论刻廿二史之时,《旧店书》、《旧五代史》尚未定为正史,乃因明人所称‘廿一史’之习惯,另加《明史》,故名。”     

张宪文与中华民国史研究

谈起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人们首先会提及张宪文。张宪文1954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研究至今,在中华民国史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已撰著和主编多本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研究领域涉及民国史理论体系、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屠杀史、     

身体史研究刍议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大陆”之一,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就目前中国史学界而言,“身体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拓展和深化该项研究似应从以下五个层面展开,分别是:身体器官史的研究、器官功能史的研究、生命关怀史的研究、身体视角史的研究、综合身体史的研究。将身体史研究归纳成五个层次,只是在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假设与前瞻。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史研究范畴之确定,以及使该课题彰显出历史学的特色,则有待于方家进一步深入探讨。     

彭明教授谈民国史编撰及其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著名教授彭明先生,去年底应邀来复旦大学历史系与部分师生就中华民国史诸问题进行座谈。 彭明说,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对中华民国史有所重视。毛泽东那时就常从蔡东藩的《民国演义》中,获得有关民国史的知识。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曾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项任务:一是写一部中共党史;二是写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三是写一部中华民国史。周恩来总理生前一直过问此事。1956年民国史的编纂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2年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可是后来因为政治运动不断,编写民国史的工作只作了一些资料搜集。“文革”早期,这工作完全停止。直到1971年周总理在主持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际,重提编撰出版民国史之事,《中华民国史》才得以正式列入会议所制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