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官僚制的精神与转型时期我国组织模式的塑造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作为近现代社会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形态 ,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官僚制在当代也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而面临着改革 ,但是 ,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以及科学化的设计思路和要求 ,对于转型时期我国组织模式的塑造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官僚制的潮汐与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理性构建

70年代以后 ,西方各国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 ,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了困境。于是 ,西方各国掀起了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处于国际大背景中的我国必将受此浪潮的影响 ,但我国的处境又极为特殊。本文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入手 ,透析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组织及其文化的劣根性 ,从而判定我国尚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 ,必须强化官僚制的优点 ,弱化其缺点 ,并借鉴别国成功经验 ,对我国行政体制进行理性构建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体制     

完善和超越官僚制:我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是现代管理的组织理论和模式架构,对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现代社会环境的不适应也日渐暴露,官僚制的组织模式正面临着危机。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工业化与信息化并存,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并存,城市与乡村并存。因此,为了构建现代化的行政组织体制,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中国应在工业化社会更加完善官僚制,使行政组织的理性和效率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又在信息化社会趋近中超越官僚制,以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转型或替代。     

官僚体制与民主行政:改良而非替代

官僚体制被认为是工业时代实现效率最理想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一味诉求,忽视民主、公平等价值理性,因而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行政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和政治理念对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民主行政并未提出一种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具体且成熟的组织模式。在现代社会,官僚体制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其与民主行政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对官僚体制的改良而非替代。     

论官僚制组织的等级控制及其终结

官僚制组织是在工业社会取得了无比成功的组织形式,但是,它却是一个等级化的组织,在行为特征上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化是与近代以来平等、自由的政治文化相悖的,却又是组织管理所必需的.官僚制组织的控制导向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条件下是有效的,却又包含着自反的运动方向.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化将被扬弃,它的控制导向也因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变得不可能.后官僚制时代将是合作制组织发挥作用的时代,合作制组织将取代官僚制组织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形式.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苏南模式的演进及其对创新发展模式的启示

苏南模式的演进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三是增长方式的转型。最初的苏南模式率先推进了前两个转型,其后又在体制、增长方式以及政府作用这三个方面的创新有了突破,从而导致新苏南模式最终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形成。苏南地区率先达到了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开始了率先推进基本现代化的进程。新的目标和新的矛盾,又推进了苏南模式的进一步创新,由此创新了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略论行政伦理的价值重建

随着人类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僚制行政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技术性体系,所体现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一道成长起来的工具性理性原则,并以科学和技术的名义,将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出去。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20世纪后期,官僚制行政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官僚制的适用性受到普遍的质疑。行政伦理也正是在对官僚制的反思中获得有力推动的。一、官僚制行政的价值缺失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成为官僚制行政的逻辑起点。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1]可见,传统公共行政学把公共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技术领域,而把“价值”与“德性”领域归于政治。因此,在传统公共行政中,效率成为行政存在的主要理由和“价值”标准。官...     

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选择

知识经济是信息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和主体产业,是为满足市场需求或继而创造市场需求的营利性活动。信息社会的产业结构主要由创新型产业和集成型产业组成。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是借助于一定规模的集成型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的。     

当代中国社会个人生活价值体系的历史性转换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从“人身依附关系”转向“物的依赖关系”,这彻底改变了个人的存在特性,使个人生活价值体系在基本价值关系、重要价值和生活意识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全新内容。但是,根深蒂固的群体性生活文化、转型期的制度缺陷以及由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导致的理性启蒙的不足,使个人生活价值体系的历史性转换遭遇了巨大的困境。走出困境,一方面依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民主法治社会的高度发展、社会的人本化程度;另一方面依赖个人生活的理性自觉以及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人格的形成。     

试论当今时代背景对大学生道德观念变化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从中国传统文化向中西文化交融转换,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向等各个方面的转型时期,这不可避免会对大学生道德观念带来重大的影响,但其积极的影响是主流。     

对官僚制的理性审视和反思

从行政管理和理性政府的角度,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对韦伯的官僚制在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等方面进行了理性的辨析和客观的评判,进而得出官僚制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矛盾和弱不可击的结论,指出我们要充分借鉴官僚制的精华,加快和谐社会的发展。     

集体的新变化与“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即从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向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型使集体的组织形式、运行原则、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使得以完全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为特点的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产生了一些重大的不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要求形成“新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坚持集体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承认和保障个人利益与个人价值。     

新经济浪潮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双重转型

新经济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推动下,新一轮社会转型浪潮席卷全球,以传统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同时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把新经济引入中国乡土社会,则必须重新对新经济浪潮做出社会认定,对新经济崛起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做出历史定位,以保证在新经济浪潮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运行。     

走向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可抉择供给体制——当代政府再造运动述评

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福利国家行政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再造运动方兴未艾。一定程度上讲,该项运动的本质就是突破政府官僚体制在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方面的垄断地位,以便解决由于政府不断增长所导致的财政危机,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然而,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再造运动似乎缺乏一致性的知识建构。在新混合经济的制度框架中,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之间呈现出分工与协作的关联性结构。该制度框架不仅有助于审视政府干预的适度规模和范围,而且也有助于阐明政府再造运动的未来走向———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可抉择供给体制。     

市场经济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伦理转换

市场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大转型.这样的大转型若没有相应的伦理观念转换为其支持,市场经济的确立就不可能具有正当性.基于上述立场,笔者从历史维度考察了市场经济在西方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伦理的转换.通过考察,指出市场经济在西方兴起时,伦理观在宗教、政治、经济三个方面都经历过转换,并非只有宗教伦理发生过转换,又阐述了宗教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的转换在市场经济确立中各自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得出基本结论:伦理观念与时俱进的转换是市场经济在西方顺利兴起和健康发展的内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