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

“译人”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因此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屯垦戍边的源流、屯垦戍边的目的、屯垦戍边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揭示。     

西域都护府乌垒城遗址考

西汉于神爵二年(前60)首设西域都护府,府治乌垒城。乌垒城的准确定位,对于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和深入研究环塔里木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两汉时期西域形势不稳、府治地点多变,加之此后自然与人为的破坏,造成无论是传世文献的记载,抑或是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对乌垒城的具体位置都难以形成共识。然而,如果根据当时西汉初设西域都护府的目的、西域当时的具体形势、文献相关记载、目前的考古发现等综合因素,可推断出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大致位置。     

汉代戊己校尉述论

设置戊己校尉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重要举措,其所以以“戊己”名之,乃因五行 相胜说,取制胜匈奴之意;汉屯田车师,在宣帝时已有,但戊己校尉之设则始于汉元帝初 元元年（前４８年）;戊己校尉之设起于车师屯田,故其职亦以屯田为先。此外尚负有安西 域、制匈奴、保障丝路北道畅通的责任;戊己校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但在处理 西域事务时,仍须受西域都护节制。     

班氏家族与汉代西域——系列研究之一:家世兴衰与社会背景

汉代统一西域,拓展丝路,掀起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在为此奋斗的无数先民中,起家于大西北的班氏是个值得探究彰显的文化家族.公元前3世纪班姓崛起于我国北方牧区,在西汉后期特别在东汉时期,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不仅有班超、班勇这样亲履西陲、历尽艰险而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人物,也有注重西域写出过不朽著作的著名学者班彪、班固等.而助成上述伟业的还有一些杰出的女性,如具有匈奴血统的班母、"博学高才"的班昭等等.本文为此系列研究的开篇综述,有关围绕主旨的专题研究将陆续探讨.     

开掘西域文化遗产 拓展西域研究领域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域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研究,进一步唤醒人们深刻认识它们的文化意蕴和人文价值的意识。     

汉代西域人士的中原憧憬与国家归向——西域都护府建立后的态势与举措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采取各项措施,贯彻以“安辑”为主的施政方针,凭藉中原充盈的财力,团结争取西域各绿洲城国.当时憧憬中原的西域上层人物,派遣至京城的使者络绎不绝,形成了人员交往的热潮,推动着民族间的融和与社会的演进,也使代表汉廷的都护府赢得了各绿洲城国的信赖,享有很高的威望.故王莽失败东汉初建时,西域各地屡次请求归附,期盼汉廷重派都护.正是在此有利的情势下,著名的班氏父子得到有力的支持,重新完成了国家统一西域的大业.     

自译中的增译研究

自译是源自于翻译的新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文献解读、例证分析与归纳,总结自译研究的术语规范以及增译层级体系,并提出将自译中的增译细分为由策略、方法和技巧三级目录构成的指标体系,以期为进一步构建规范的自译研究体系提供借鉴。     

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

本文对自先秦以来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关系进行概述,旨在说明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无论对于西域文化或是中原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

对于西汉中垒校尉是否“外掌西域” ,传世文献记载不同 ,后世研究者观点各异 ,本文引敦煌悬泉汉简 ,认为其确有此职能。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对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汉王朝分立乌孙大小昆弥之事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四月之后,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甘露元年;西汉划分乌孙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的时间,在不是甘露三年,而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王朝的年代,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卑爰疐的年代应在公元8～15年之间。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西汉时期西部开发述论

西汉时期基本上具备了开发地方经济的条件,成为历史上中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西汉“弛山泽之禁”、“如粟拜爵”、屯田林垦等政策的引导下,促成了地方开发、诸侯开发、商人豪强开发等多种形式。开发的成效显著,培育出了经济中心、调整了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但也造成了西部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导致灾害频繁等不利影响。     

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

本文根据《明实录》等书的记载,考察了玉石贸易的路线、次数、种类、数量、价格等,探讨了明朝建立的玉石贸易制度及其对玉石贸易的影响,着重讨论了玉石贸易中存在的舞弊问题。     

《大唐西域记》中的动物形象

文章归纳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传说故事里动物形象的四个主要特征,分析并阐述了三类动物形象的内在意蕴,说明塑造动物形象可以突现人类言行,传达作者思想感情,进而强化作品的戏剧性,深化作品的主题。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