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原因探析

立足于清政府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以后的境内外形势，深入分析清政府在南疆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整体思路。从而可以总结得出设立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4个原因。     

道光朝回疆职官变革得失探析——以道光十六年喀什噶尔职官参劾案为中心

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御,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在新疆南部（又称“回疆”）进行职官调整,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从喀什噶尔东迁至叶尔羌。道光十六年（1836）,因为喀什噶尔库银亏空和民众控告当地军官,引发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与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关于事权的矛盾,进而展开了一系列参劾,凸显出道光时期回疆职官变革过程曲折。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制度研究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有联名会奏和单衔具奏两种。一般而言,八旗"回疆协办大臣"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联名会奏言事范围不同,八旗"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仅限于本城和属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则限于本地维吾尔人事务和临近藩属事务。奏折的言事范围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权力分配,故八旗、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与参赞大臣会衔联名具奏言事的范围与其本职权限基本一致。其单衔具奏,分为循例具奏和秘密参奏两种。当回疆参赞大臣携印"出差",其协办大臣暂用旧储办事大臣印信办事,此间单衔具奏言事仅限本城与属城"寻常日行事件",重要事件与参赞大臣会商联名具奏。乾隆四十四年,经西成奏请,准许回疆协办大臣专折密奏,有利于回疆协办大臣监督牵制正办大臣。清代新疆大臣公事奏折准许驿传递送。嘉庆以后,为免徒劳驿站,又规定了一些细节问题,如循例奏折先后规定五折发递、临城转递,紧要事件、参奏仍准专折驰递。     

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对屯垦事业的经营与管理(1763—1864年)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政府在回疆派驻官员管理并驻扎大量官兵。为解决部分行政和军事费用,回疆屯田事业在参赞大臣悉心经营管理下迅速蓬勃发展起来。一方面屯田的收入满足了军需和行政费用,另一方面屯田活动还加强了回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协作,密切了不同地区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试论清代回疆的法律控制与伯克管理?

伯克制度是清朝政府统一回疆前该地区旧有的行政制度,自清朝政府对回疆实施统治之后,便对该项制度进行改革,将其纳入清朝地方职官体系,并在当地确立了驻扎大臣与伯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回疆各地的驻扎大臣一般不对当地民众进行直接管理,而是通过伯克施行对民政事务的间接控制。伯克通常在本地驻扎大臣的监管下行使其职责,成为清朝政府与回疆民间社会之间互动的中介。因此,清朝政府十分重视通过法律的手段对伯克进行管理,以明确伯克权责、规范伯克行为、打击伯克犯罪。这种惩防并举的做法对清朝政府在回疆建立稳固、有效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瑛与喀喇沙尔亏空案

清代边疆重臣和瑛,于嘉庆七年因事被贬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八年十月诏命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一年正月离任。三年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任职期间,和瑛最为浓彩的政事即是对喀喇沙尔亏空案的处理,该案的处置对新疆当时的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边防的巩固产生了一定影响,对稳定新疆特别是天山南路局势有重大效果,并且对清中期后清政府对回疆的经营与管理也有一定的影响,更为清政府巩固在新疆的统治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传统的西域/新疆文献对此并无记载,而中国档案文献却保存诸多相关资料,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等稀见史料的梳理,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震动全国的喀喇沙尔亏空案的细节有较多揭示。其中,大量资料均为首次公布并进行集中梳理,有助于对喀喇沙尔亏空案进行细致研究,填补当前学界对清代中期的新疆反腐研究的诸多空白。     

张荫桓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作为及与康有为之关系

1885-1890年,张荫桓历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归国后,复供职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经常召见张荫桓,聆听西方政事、风情。1895年,李鸿章下野,张荫桓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处理大清国内政外交重大事情。维新变法时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引康氏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荐与翁同铄等朝廷显贵相识,将康氏一步一步推到皇帝身边,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胶州湾事件的中德外交博弈—以翁同龢为中心

胶州湾事件中,针对清朝大臣李秉衡的任用、山东铁路修筑权及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赔款及租借胶澳问题,清政府与德国展开了交涉、博弈。在此博弈过程中,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翁同龢据理力争,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但在德国强大武力威胁面前终究无法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命运。     

关于清末科阿分治问题的探讨

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势日衰,北方强大的沙俄趁清朝西北边防松弛之机不断以各种手段侵占中国西北边疆领土.沙俄的扩张致使与其毗邻的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地范围日趋缩小,阿尔泰段防务形势如同累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伊犁将军长庚力陈阿尔泰在加强西北边防方面的重要地位,奏请清廷于阿尔泰单独设官进行管理.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以科布多办事大臣专管阿尔泰事务,实行科阿分治.科阿分治的实行是清廷对科布多地区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它的实施使清朝强化了对阿尔泰地区的开发和军事防守,有效地遏制了沙俄企图通过阿尔泰继续南侵的阴谋,对以后新疆地区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外交家黎庶昌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出身廪贡生,初从学于莫子侣、郑子尹,后为曾国藩幕僚.历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的参赞、出使日本大臣,为中国近代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回疆立法--《钦定回疆则例》探析

1759年清代统一新疆后,为加强对这个多民族地区的统辖,针对回疆特有的民族、宗教与文化制定了单行法规--<钦定回疆则例>.作为清代少数民族立法的重要成果,<钦定回疆则例>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回疆司法监察制度述略

清朝在统一回疆后,在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内地的司法监察制度。该制度在运行初期,对于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当地司法秩序的正常进行,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回疆独特的司法监察制度最终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     

错开的花：反观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及其论争

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80年代掀起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产生是由于对相权、皇权强弱之参照系错误对应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概念的指向混乱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对相权、皇权强弱参照系设定一致,论争应该不会产生。虽然如此,论争却使得对宋代相权、皇权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认为大丞相 ,左、右丞相 ,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 ;同平章事分为两类 ,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 ,其他则为虚衔 ;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 ,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辅导员培训的实践社区构建研究

辅导员培训工作对高校学生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将知识管理工具之一的实践社区方法引入辅导员的培训体系,并从能力构建、学习体系构建和组织构建三个方面出发,构建了一套包含明确知识需求、寻求适合社区、发展社区、进行跨区域联系、培养归属感和与本单位工作融合等六个步骤的辅导员培训体系,这个体系将有效提高辅导员培训的效果。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理学内部纷争

出于宣扬各派学术和抗金大业需要,南宋理学各派名家纷纷借诸葛亮说理论事,南宋前期的诸葛亮评价多称赞其集"仁人君子、英雄豪杰、忠臣义士"于一身,很少人批判其法家治术,评价之高远超北宋。南宋后期,诸葛亮赢得朱子后学和失意文人的一致称颂,成为道德完人和精神偶像。南宋诸葛亮评价的思维走向与理学内部纷争演变关联密切,前期强势的湖湘学派、浙东学派强调经世务实,盛赞诸葛亮躬行儒家济世情怀、践行人臣之道,而弱势的陆朱学人则痛心其运用申韩霸术。发展至后期,独尊天下的朱学后人主张穷理尽性,一致标榜其道德风范,诸葛亮良将、忠臣、圣人形象最终确立。     

再论丁未年袁世凯“内调”

丁未政潮后,袁世凯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内调中央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对于这一变动,长期以来人们多推测认为这是慈禧太后的明升暗降之举。笔者通过解读《辛亥革命前后》中齐东野语部分的有关史料,发现明升暗降之说并不确切,至少袁世凯本人是十分愿意内调的。此外,慈禧太后调袁世凯入京乃是迫于时局之举,其主要目的并非在于削夺袁的实权,而在调整朝局,而且内调之后,慈禧太后一直保持着对袁世凯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