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共同富裕的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之策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农村的贫困样态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农村工作的重点将围绕解决相对贫困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展开。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人口规模大且分布广、多维性和长期性特征,而相对贫困的治理又面临诸多挑战,如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测度难、收入之“贫”和发展之“困”的双重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能力不强等问题,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需要建立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拓展增收渠道以摆脱收入之“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发展之“困”,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

妇女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项重大命题。作为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的主流范式,女性赋权理论对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具有借鉴意义。在深入阐释女性赋权的理论内核和减贫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的详细剖析,尝试建构以“国家-市场-社会-个体”为赋权框架的长效减贫机制,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综合性常态化治理格局,最终实现贫困女性主体的全面发展。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后小康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

后小康时代中国扶贫战略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的任务会更加艰巨。与绝对贫困治理相比,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分散性、多维性、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五大特征,同时也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政策有效性和文化贫困四大治理难点。对此,必须构建转型衔接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人文发展机制四大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以顺利实现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农民的全面发展;消除贫困,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本文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梳理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理论基础及相对贫困标准。以此为基础,提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途径。首先,应因地制宜设定多维贫困指标,相对贫困线划定应有地区性、层次性和阶段性。其次,应有针对性的加大农村教育、健康、文化公共服务供给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有利于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约束、提高可行能力、降低脆弱性,促进农村消除相对贫困,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系统理论视角下创新社会治理的机理分析与政社关系转变

在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环境高度不确定的现代化社会中,"社会治理"成为政府与学界在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关注热点和焦点。面对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真正看到社会治理的可行性与价值所在,真正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是社会进一步发展,政府进一步提升行政行为科学性的必然要求。有鉴于此,本文从新的视角出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论证基于系统理论的社会自治的可行性与必然性,同时提出社会治理进程中政社关系应当实现的观念转变、角色转变和路径转变。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社合作的困境及其症结所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我国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政社合作不断地加强,但也存在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是中心——边缘式的机械团结;合作关系是基于算计的表象协作;政社合作缺少治理性资源的交换。这是因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忽视了创造有利于政社合作的环境条件和操作条件,包括政府角色转变不到位,政府与社会之间缺少信任,目标的协商机制不健全,过程的互动机制不合理及绩效的评估机制不完善。     

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及其治理——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

农村女性贫困的实质是其在接受教育、价值观念、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文化贫困。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造成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境地的原因既有来自个体微观系统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也有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以及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制约。倡导文化自觉、提高农村女性自身的认知和评价水平,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等是治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有效对策。     

政社分开：我国社区建设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社区建设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前十年的社区建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只是行政体制内部的改革创新,并未触及“政社不分”、“政社混淆”的社会体制本身,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引入社会工作制度,建构政社分开的社会体制,是我国社区建设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必要条件。     

相对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地方实践经验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贫困理论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均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客观贫 困这一范畴。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将逐步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减缓相对贫困。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定义的贫困和与收入分配结构有关的相对贫困其内涵与外延将产生变化,帮扶对象呈现出从绝对贫困群体到相对脆弱群体的转移特征。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贫困问题呈现出较多的相对性,这些省份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应对了不同层次的相对贫困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理解处于转型期的贫困相对性,对东部几个省份已开展的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进行总结、提升并尝试融入全国反贫困的政策体系中,实现相对贫困群体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及其治理对策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球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全面审视相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从制度、资本和文化等方面讨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解决相对贫困的关键环节,提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以此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基础支撑和智力支持。     

全面小康社会初期的相对贫困及其发展型治理

2020年中国完成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之后,中国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将转为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市场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会,也衍生出转型贫困问题,包括农民的留守型相对贫困和迁移型相对贫困。从全面小康、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对相对贫困应该采取发展型治理策略,通过经济开发、建构社会支持体系、提升贫困群体能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相对贫困的缓解,同时避免对农民造成伤害的土地征用和城市化。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后,中国迈入一个由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该文在对2020年后贫困治理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解决相对贫困将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复杂,遇到问题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必须要建立包括相对贫困动态识别检测机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机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兜底保障分类帮扶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不断完备中国特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