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农民政治参与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践行路径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参与面临政治参与主体性弱化、参与方式非制度化和参与环境复杂化等现实困境。乡贤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能凝聚乡村人文精神、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于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具有人文道德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发挥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农民政治参与,需要从提炼乡贤文化精华,丰富政治参与文化积淀,发挥乡贤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完善政治参与制度保障,搭建平台吸引乡贤返乡,夯实政治参与经济基础等方面共同构筑保障体系。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培育的障碍及其对策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有益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应对民众参与不足问题及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新乡贤的培育面临缺乏支持、动力不足、制度规范缺失、乡村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等问题。为此,在新一轮的乡贤培育中,我们应规范乡贤认定程序,引导新乡贤的介入;重视乡贤精神激励,增强乡贤培育动力;健全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培育乡村社会组织。     

NGO视角下的乡贤理事会初探

乡贤理事会作为落实乡贤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发扬传统文化、完善乡村治理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乡贤理事会是一种非政府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行政干预过多、金钱侵蚀公益性、外部发展环境不佳、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建议政府推行乡贤理事会管理去行政化,完善法制环境,培育文化土壤,为乡贤理事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乡贤理事会自身完善人员选拔、考核与培训,健全内部管理机制,更好地服务乡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探究

中原乡贤文化是植根于中原乡土社会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它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文化力量。摒弃中原乡贤文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立场,传承并发展其优秀成分,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因此,要直面中原乡贤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时代境遇,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中原乡贤文化的优秀资源,培育适应中原乡村发展的新乡贤队伍,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保障。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乡贤与地方教育

乡贤是在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乡村建设中,教育是乡贤们着力建设的内容之一。资阳市雁江区,代有才人。在近代历史上,不乏兴教办学的乡贤。本文以现当代地方志中"人物志"所载的陈光倵、李光基、江书祥、杨太常、杨方毓等典型乡贤为例,分析论证他们对近代雁江地方教育做出的多种贡献,并简单论述乡贤文化与地方教育之间的关系。     

当代乡贤：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

分别梳理了地方精英与民间权威的概念与脉络,指出地方精英更强调客观支配、民间权威更侧重于本土文化建构的特征。当代乡贤的核心特质,即介于自身的客观支配力与当地人们的主观认定之间,认为乡贤具有由当地特定文化观念体系塑造与建构的特质。从乡村治理的意义上,讨论了乡贤文化与乡贤培育的真正意义,乡贤文化不仅仅是指乡贤本人的嘉言善行,更指的是能够建构或生长出乡贤的本土文化体系。培育乡贤更意味着对乡村社会本土文化观念的尊重、培育与引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乡贤得以生长的文化土壤。     

非组织化乡贤治理研究——基于H村的调查

当前作为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并行存在的民间治理机制乡贤治理,既不同于传统的乡绅治理,与村民自治也有很大区别.乡贤治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其治理的合法性、公共性和参与性与现代治理机制不相符.对于其合法性,需要给予其治理主体资格确认;对于其公共性和参与性,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农村再生制度的经验来提出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守望乡愁:中国乡贤文化的衰微与重塑

乡贤文化从古至今绵延数千年,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留存了宝贵的精神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当前中国乡贤文化面临着乡村精英严重流失、乡贤文化日渐衰微、多元思潮激荡交锋、乡贤政策暂付阙如等困境。倘要留住乡贤,激活乡贤文化,让乡愁永驻,需要保护与传承乡贤文化资源,多策并举培育新乡贤,以乡贤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乡贤参与乡村发展建设的作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与缝合,使乡贤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建设的助推器。     

善待乡贤文化的“前世今生”——以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为支点

乡贤文化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对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起着推进作用。其历史作用主要表现为:乡民们维系情感的纽带,乡土社会治理的"安全阀",塑造良好乡风的传送带。其时代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相吻合:爱国是乡贤文化终极目标;敬业是乡贤文化内在动力;诚信是乡贤文化价值追求;友善是乡贤文化教化内容。无论其历史作用还是时代价值,都可成为农村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养分。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高位推动与基层响应：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以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为例

积分制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对促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究积分制在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应用过程及其效果,可以进一步归纳总结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优化路径。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表明,积分制在引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主要受到高位推动和基层响应的双重推力,从而使其顺利落地,并逐渐覆盖到乡村治理全过程,据此得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实现四大转变,即由单一转向多元、由被动转向主动、由命令转向引导、由共建转向共享,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来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