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张雄南朝时期荆、郑、雍州地区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是该地区汉民族形成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荆、鄂、雍诸州包括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东晋以来，由于遗民南渡，建置了许多侨郡。这些侨郡，“不依城土，多...     

南朝时期“部曲”性质及相关问题试说

从汉魏经南北朝至隋唐，“部曲”的含义、性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均具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针对学术界在理解南朝时期史料所载“部曲”问题时出现的分歧，综合大量史料，初步论述了南朝“部曲”的性质、法律地位、承担义并以及与此相关的私兵部曲国兵化诸问题。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侨州郡县判断标准探析——兼议侨州郡县发端时间

目前学界对侨州郡县发端于何时,尚存不同看法。究其根源,不难发现,侨州郡县滥觞之争在于侨州郡县判断标准不同。侨州郡县判断标准至关重要,是讨论侨州郡县发端及相关问题的先决条件。本文在前人关于侨州郡县判定的三条标准,即侨人、旧壤之名、设置侨置机构基础之上,增补一条判断标准,即无实土、不役不税。并据此提出侨州郡县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相关史料记载异同探微——以《历代稽勋录》为中心

《历代稽勋录》是一本系统记载五代以来,湖南永顺彭氏历任土官、土司生平事迹与功勋的私家著述。书中对元末明初永顺土司归附明廷时间和经过的记载,与《明实录》、《明史》等史籍存在差异。本文意图通过对上述史籍记载之间的差异展开研究,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还原差异背后潜藏的历史真相。研究认为,《历代稽勋录》有关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的记载是真实的,进而证实了它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此书记载的真实可靠,一方面有助于更加清楚地了解元明之际某些特定历史进程的真实经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认识与解读各种官私文本史料,揭示同一史事记载互有差异的成因。     

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实行什么样的盐铁政策?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细考史料,我们认为东汉初期仍实行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而使政府对盐铁专卖的控制有所放松,而且民间也有大量非法的私营盐铁商存在;直到章帝时期,汉政府又全面加强了盐铁的专卖政策,民间私营盐铁商遭到严厉的打击;自和帝起,汉政府废除了盐铁的专卖政策而实行民营征税制度,但政府专卖也仍然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继西汉之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申论

谭其骧先生发表于1934年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是一篇影响广泛的经典论文;及1990年,谭先生自析该文尚有四个方面有待充实、提升或补充。秉承此意,本文就其中的三个方面略作申论。首先,西晋中后期迁徙人口大量出现,他们或因饥荒而四处奔流,或受非汉民族政权的掠夺与招引,或为带有明显政治性与目的地的西北迁河西、东北迁辽西、南迁江南。其次,由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往往是以呈团聚状态的侨流人口为对象的,又考虑到了利用侨流人口、避免土客冲突等因素,于是造成了不设侨州郡县的区域存在侨流人口,设置侨州郡县的区域侨流人口也不一定固定居住在相应区域内的复杂情形。再次,依据《宋书.州郡志》所载侨州郡户口数,估算东晋刘宋时期南迁人口及其后裔的数量,不宜简单直接,而是需要考虑到其数字的复杂性,并引入一些历史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作出补充、修正与扩展。     

追慕乾嘉考证 追求卓越史识——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评说

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一书,围绕《宋书·州郡志》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具体考证,颇得乾嘉考证的传统;而围绕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系统探讨,则显示了可谓卓越的史识。     

达怛史料概述

达怛史料概述张久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研究所）达怛自唐代见于文献记载，经五代、辽宋金西夏，各种形式的史料均对达怛情况有一些反映。由于达怛在较长历史时期内，部落发生演变分化，地域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中原政权也出现多次更迭，因此，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都没能...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论土断

土断是理解东晋南朝侨旧问题的一大关键。东晋南朝 2 70余年间 ,明确见载于史的土断计有十次 ;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的小范围或地区性土断 ,则一直没有停止过。东晋南朝的土断 ,主要是为了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整理侨州郡县 ,力图使混乱不堪的政区走上正轨 ;二是改白籍为黄籍 ,以期取得“财阜国丰”的局面。虽然土断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 ,但屡行不辍的土断 ,却对东晋南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 ,乃至后世的历史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东晋南朝各代政权,都曾于其管辖区内设置侨州、郡、县,安置、优抚北方南迁流民。为北方流民即侨人专门设置地方管理机构,始于东晋初年,历经宋、齐、梁、陈,直到隋初全部裁撤,前后二百余年。这一措施,对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安辑北方流民,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南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东晋王朝开始的大规模地设置侨州郡县,是为解决当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流民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西晋末年,由于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并     

论沈约的门第观、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及其关系

研究南朝士族文学,不可不关注沈约。从史料可知,具有强烈士族门第观的沈约,在政坛和文坛上都表现出复杂性。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但是,在文坛上,沈约的文学活动及他对南朝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事实说明,他作为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坛领袖当之无愧。.     

江苏唐五代刻书述略

江苏是古代刻书的起源地之一,史料记载早在南朝时期就有刻书活动,而确切可考的时代则为唐五代。唐代刻书主要在扬州和苏州,内容则以佛像、历书为主,偶有文集之刻。五代时,江苏境内的刻书活动主要集中在建康,可以考知的有三部典籍。江苏在刻书的早期时代,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为宋代以后刻书事业的繁荣做好了坚实的基础。     

晚唐两宋龙虎山天师道研究——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

本文试图利用较为全面的史料,即使用官修及私修史书、笔记、文集等各种文献资料,与道书记载相互考证,以梳理晚唐两宋时期龙虎山天师道的发展脉落。全文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围绕龙虎山天师道的起源;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是否受封真静先生;二十六代天师张嗣宗与龙虎山天师道的一度中衰;北宋天师谱系的混乱及其原因;虚静先生封号是否世袭;南宋龙虎山天师道的统领三山符箓及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的作用等几个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王俭论

王俭,字仲宝,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卒于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享年三十八岁。但他在宋齐代兴之际却是政治舞台上极其活跃的人物,以佐命起家,官至总揽朝政的宰相,对于肖齐王朝的开基和政权的巩固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王俭又是一个学者,他于经学(主要是礼学)、史学(主要是谱学)、文学和目录学均有较深的研究,著述甚多,①影响颇巨,时人谓为“一代人宗”,②后人称为“文臣之首。”③研究和探讨王俭的政治     

庾信诗歌佚句考辨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人,在南朝时期创作了大量宫体诗歌,是宫体诗人的代表。庚信仕西魏后,诗风为之一新,熔南朝的华美绮艳和北朝的刚健老成为一炉,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由于史料缺乏和年代的久远,庾信的诗句在流传中讹误甚多,众说纷纭。本文在比勘众说的基础上,对庾信有关诗歌佚句进行了细致地考证与辨析。     

皖南时期项、叶不和的原因再探讨

皖南时期项、叶不和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由于两人在新四军发展方向认识上的分歧和革命经历、性格方面的不同引发矛盾之外,中共中央高层对叶、项矛盾处理不甚妥当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因此,简单地把项、叶关系失和完全归罪于项英是有失公允的。     

江淹作品的道家倾向

南朝时期,道教盛行。很多文人不仅思想上尊崇道教,创作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道家倾向。谢灵运、沈约等人表现尤为突出,一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同处南朝的江淹则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纵观江淹现存的作品,其中的道家倾向非常明显。忽略此点,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江淹作品的创作思维和艺术成就。文章从确凿的史料出发,论述了江淹作品道家倾向形成的原因及其在游仙和玄言两个方面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