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

元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要求我们必须对各体文学进行通观性研究。元代诗、文、词、曲(散曲、杂剧)等各体竞盛,它们之间的关联研究是推动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学界虽然已有文体关联的意识,如雅文学和杂剧的关联、雅文学和散曲的关联以及雅俗各体文学的关联,但真正进行通观研究尚需深入。站在元代文学研究新起点,面对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注重元代文学文献通观性的整理,将元代作家传统的诗文词和新兴的戏曲文献统一起来加以整体关联研究;其次,关注雅俗双栖作家,将各民族、各地域、各阶层所有雅俗双栖作家都纳入研究的视野,通过对他们的不同文体创作的对比,全面揭示他们的人格精神;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关注诗文论和戏曲理论的关联,从批评角度加强雅俗不同文体的通观研究。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评李清照的词学理论

李清照的《词论》所探讨的是文体论，而并非为作家作品论，词“别是一家”才是其中心论题。为了使词这种文学样式从当时那种受人卑视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取得与诗文并驾齐驱、比肩同坐的一席地位，李清照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撰写词学专论，郑重地向人们宣告：词再也不是诗的婢妾，而“别是一家”。《词论》虽以苏轼等人的创作作为评述对象，然而其目的在于说明；词与诗文是存在着许多区别的，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试说古代文体交叉现象

古代文体交叉现象,是指两种文体在外延上的部分迭合。辞与赋、赋体与骈文、赋与散文、诗与词、词与散曲等,都有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此种现象的发生,客观上是在文体演进的动态流程中不同文体互相交融、渗透的一种结果。而从创作主体这一面说来,也有可能出于对文学美多样化的自觉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对单一化“美学设计”的突破。     

识济其胆，力载其才——略论苏轼对词风的革新

苏轼词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诗歌史上有了“婉约”和“豪放”两种词风。唐五代乃至宋初,词被视为“小技”,而苏轼在“以诗为词”的泛文学观念引导下,完成了在词前添加小序、以词人性情为始归、冲破词须协律的限制,使词具备了创作主体特殊的情感特征。他在词的创作中不仅运用诗、文、史,而且使词能够与诗、文表现相同内容,从而使得词体日尊。清代叶燮,作为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在《原诗》中提出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观条件,即才、胆、识、力理论,而且认为只有四者交相为济,方可使人登作者之坛。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诗镜论》简介

《诗镜论》是藏族作家,主要是贵族僧侣作家奉为创作指南的一部谈文学理论和诗歌修辞技巧的书。这部书藏文叫作《》一般译为《诗鉴》或《诗镜论》,全译则为《修辞论诗镜》。实际上藏语“” (汉音译为宁俄)一词,是“美妙文雅的言辞”的意思,相当于汉语“文章”一词的含义。汉语“文章”一词,本也是“富有文采,斐然成章”的意思。同时“”这一命名,包括有诗、文和诗文合体三种文体在内,不仅仅指诗歌一种文体而言。因此这部书汉名译作《修辞论文镜》,或简译作《文镜论》,似乎较为合适些。     

李清照诗词思想透视

在众多的李清照的研究资料中,前人对其词及《词论》的研究颇多,而对其诗词这两种文学样式的比较研究偏少,本文就其诗词思想性加以比较,探求二者在同一作家笔下的风采,进而认清其诗词创作的内部联系和内在精神线索,展示作者整体的思想内涵及人格魅力。 一、李清照诗的思想内容 李清照的诗在宋代很有名气,“自少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是     

试论白石词与老杜诗的暗通之处

词与诗本为"异质"之文体,但白石词与老杜诗却显出某些"同构"之迹象。白石词与老杜诗有其相似的社会背景、相近的人生经历、气质及创作态度,从而可以使诗与词之固有藩篱消弭于无形,呈现出相通之风貌,再次证实了"转益多师"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     

诗馀考

作为后起的词的名称,“诗馀”所引发的争议是最多的。不同的认知角度带来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考察诗馀概念的形成轨迹及其内涵的变化,认为对于“诗馀”之“诗”和“馀”的不同解释,不仅带来了关于词的起源上的观点分歧,也体现了不同的对于词的体制方面的认识特点以及对于词体的尊卑观念。所以考察诗馀概念,既是梳理诗词文体的流变关系,也是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文体学考量。     

本体、文体与主体：黄庭坚的词学理论

本体论、文体论、主体论构成黄庭坚的词学理论。在词之根本上,黄庭坚提出词为“诗之流”的词学观,认为词是诗歌的分支、流衍,本质上与诗歌一致;在词的体式上,持长短句说,即词的句式长短不齐,而非近体格律诗的齐言句;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黄庭坚认为词是合乐可歌的。黄庭坚的词体论,表现为诗赋之间的文体定位、“道人意中事”的抒情性、以“清丽”为词美之标准、“体物浏亮”的形象描写。黄庭坚的词学主体论,包含三个层面：读书深思,有自己独立见解,不取媚于世;人格高逸脱俗,不依傍权贵求取功名富贵;有超凡的文学表现能力和独立的文学标准,不受世俗左右。与苏轼、秦观、陈师道、李之仪较为单线式相对明晰的词学思想、词学观相比,黄庭坚是北宋时期词论最丰富、词学观最复杂,也是最具时代性的一位词学家。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近五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 "人神之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人神之恋”是先秦至宋代文学尤其是志怪传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题材和审美意象。近五十年来,“人神之恋”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其研究成果甚为丰硕,论者以对作品的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来分析它的审美意蕴。在个案研究方面,论者主要对先秦诗赋至六朝志怪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挖掘其中的人神婚恋内涵;在整体研究方面,论者通过一个朝代或者多个朝代文学出现的人神之恋现象给予整体把握。     

"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元代,流行于明清,至王国维、胡适更赋予其理论色彩,被视作"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以"文体代兴"为核心,并具有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的新变,不乏历史意义.但它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特征,又难以真正认识文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不宜使用这个概念.     

论温词之“感伤”

词至温庭筠确立了“感伤”基调。作为词的第一位专门作家 ,温庭筠不仅仅赋予了词以“感伤”为主流的感情基调 ,并且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将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注入词中。温词之感伤 ,内因在于其题材之艳情化 ,外因在于 :一、词作为一种合乐的文体 ,音乐以哀为美的特征必然促使词更多偏向“感伤”一路 ;二、词体节奏上的变化繁复 ,适合抒写“感伤”这一极为深幽微杳的心绪     

黑格尔美学思想对民族文学理论的启示举隅

民族文学理论是关于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艺术追求、文本特性及特征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不同于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也需要来自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作为借鉴的资源,在这样的视野中,重读黑格尔的《美学》,能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民族文学研究,一是黑格尔辩证法对关系的重视可以纠正当前民族文学研究和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单边”局限;二是黑格尔对自然美的重视进而体现的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启示我们关注民族文学中的自然观、生态观;三是黑格尔提出的文体“变种”的思路有利于我们思考少数民族文体特殊性及其相关问题。     

陈子展《唐代文学史》的学术成就与研究方法

陈子展先生的<唐代文学史>比较早地勾勒了诗歌、古文及唐代新出现的小说、词等文体创作的历史进程,从作家所处的生态环境与文学内部规律阐释了唐代文学何以繁荣的主客观缘由,细腻入微地分析了各种文学样式的文体特征与写作技巧.该书在研究方法与视域上推崇白话文学,擅长比较研究,巧于史料征引,因而有理由成为民国间所撰写的几种唐代文学史中最为优秀的一部.     

关于柳永批评之批评

诗词异趣 ,其文学价值相殊。传统上以诗之价值标准来进行词的批评 ,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思想道德 ,强调人心与文心的统一 ,出现了因人而异的审美标准。这一点尤其以对柳永词的批评有失公允为甚。对柳永的批评以道德价值为武器 ,批评他人格与文格分裂 ,并且抓住其“小辫子”津津乐道。本文试图以柳永“羁旅行役”词为批评的主要对象 ,通过对造成柳永评价落差的心理原因分析 ,来管窥古代文化人格的心路历程 ,来反思作家作品批评中有关道德现象的问题。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体学理论回归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史实,赋予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体”明确的文学概念,即体裁、文体类别、体性、体貌风格、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文章或文学本体,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以西学为鉴,以科技为助,以制度为考,以实物为证,切入研究文体学。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让中国古代文体学得以复兴,具有战略和方法论意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都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论上改变了既有的文体观,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研究找到学科归属,刺激学人打破文学研究与非“纯文学”研究之间的壁垒;在实践上更多地关注古代那些以实用文体取胜的作家或群体,非“纯文学”作品文体特点及其使用、运用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散文史和文章学的研究空间,从而扩大了文学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