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就业质量

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度就业质量,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并且该影响存在持续性。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合同签订与保险覆盖等劳动市场规范性因素提高就业质量;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传导路径。因此,应继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提供更广泛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培训和咨询服务,使更多小微企业和劳动者享受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激发劳动市场活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广东省地级面板数据的PVAR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18年广东省内21个地级市数据,通过构建PVAR模型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在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消费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在长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和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在粤东西北地区呈现抑制作用,而在珠三角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促进关系在粤东西北地区比在珠三角地区表现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结构差异化与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未来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创新发展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进步与运用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新契机,该模式具有传统普惠金融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且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但有利于当地农民增收,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且在分别跨越两个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均得到提升。（4）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我国金融集聚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析

通过整理我国31个省2005至2011年的三大产业结构占比数据,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发现我国的产业结构处于不断升级过程中.确定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量化指标和金融集聚度的代表性指标,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对相关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豪斯曼检验和F统计量检验,发现所选序列适合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同时对金融集聚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进行了总体分析和区域对比分析,发现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效果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保险业和银行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差异.     

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安徽省17个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研究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安徽省17个市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截面加权估计,得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安徽省三次产业的贡献度不同,对第二产业的贡献度大于第三产业,对第三产业的贡献度大于第一产业。与进口贸易相比,出口贸易对安徽省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区域和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当地经济发展、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农户家庭收入为中介变量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此,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应最大化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各地可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采用差异化思路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基于安徽省16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描述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及时空特征,并实证考察安徽数字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中,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但发展势头良好;2011-2019年,安徽省包容性TFP年均增长1.93％,技术进步是安徽省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来源;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安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这一促进效应不仅受到数字金融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存在人力资本的调节影响.为进一步加快安徽包容性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建议加快推动数字安徽建设、加强目标人群数字金融素质、注重防范数字金融创新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以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一级指标中的覆盖广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强,且在东部地区及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表现为较强的碳减排效应。为助力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碳减排,应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考虑区域发展差距,实施异质性治理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效应和分维度效应,实证研究其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或是东、中部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有利于减小全国城乡消费差距,但这种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可以有效缩小东部、中部地区的城乡消费差距,但拉大了西部地区的城乡消费差距;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缩小三个地区的城乡消费差距。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以期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并助推城乡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包容性增长——基于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视角

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省级宏观数据相结合,从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角度,探究了数字金融对我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并且对中西部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东部,有利于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收入差距,促进我国包容性增长。就传导机制而言,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第三产业占比,并且在中西部的效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就中西部内部而言,数字金融对经济和教育水平较低省份的居民收入有着更强的拉动作用。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县长个人的问卷调查,测度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并分析其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及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县长高水平的数字金融知识,可以积极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拓展覆盖广度、增加使用深度。这是通过提高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和降低数字金融认知偏误发挥作用的,即数字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信任和市场信任度更高,且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更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在官员选任或提升其治理能力时,需重视对其金融知识的考查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