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古离别诗的意象

按照诗人所选物象与离别的关系来看,中古送别诗的离别意象主要有三种类型：空间隔离型、送别地名型、飞翔运动型。空间隔离型意象主要以两地遥不可及的物象或地名来表达诗人主观情意,经常运用的意象有歧路及两两相对的背反组合意象等;送别地点是送别诗一个重要的写作要素,像浦、亭、灞陵等泛指性地名在中古送别诗中已成为成熟的离别意象;飞翔运动式意象指飞鸟与那些能够自由运动的意象,如鸿鹄、别鹤、双飞翼、幻梦、浮萍等所表达的离别意味比较浓郁。     

论唐代离别诗的繁荣

离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频繁的离别既丰富了离别诗的素材,又构成了唐代离别诗繁荣的基础;唐代用人制度的改革则是唐代离别诗兴盛的直接原因,科举制、军功授官制、荐引制的实行都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离别诗的兴盛;唐代对诗歌的重视是离别诗繁荣的政治原因,统治阶级对诗歌的重视一方面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花间词对儒家文化的突破与悖离

以“婉丽绮靡、浓烟香软”为特征的晚唐花间词，与儒家传统文化在态度上形成对立，在心理结构上产生隔阂，导致儒家文化对它的鄙斥与摒弃；儒家传统的诗乐观念和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阻碍了花间词的创作及其发展进程。因此,文章主要从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等两个方面论述了花间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突破与悖离，并分析了花间词对儒家传统文化突破与悖离的原因。     

王昌龄与李益的闺怨诗比较

王昌龄与李益同为唐朝的著名诗人,他们都有题材丰富的大量诗歌创作,从两人的闺怨诗入手,从他们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在以闺怨为题材的诗歌创作方面的异同,从而展现出两位诗人不同的风格与特色。     

花间词对儒家文化的突破与悖离

以婉丽绮靡、浓烟香软为特征的晚唐花间词,与儒家传统文化在态度上形成对立,在心理结构上产生隔阂,导致儒家文化对它的鄙斥与摒弃;儒家传统的诗乐观念和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阻碍了花间词的创作及其发展进程。因此,文章主要从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等两个方面论述了花间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突破与悖离,并分析了花间词对儒家传统文化突破与悖离的原因。     

晚唐离别诗的抒情走向

离别是唐代诗歌中一个非常活跃的题材,但晚唐离别诗的情感与初盛唐存在鲜明的差异,它已不再雄健浪漫,自然飘逸,它的情感走向了悲愁、淡漠、闲适和清幽.究其原因,是时势的变化影响了晚唐诗人,以及诗风,加上变革后的儒、释、道的影响,晚唐离别诗已失去了壮大昂扬之气.     

约翰·多恩与杜甫的离别诗比较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告别辞·节哀》和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新婚别》,两首诗歌都是表达离愁别恨的,但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这两首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有同曲异工之处,体现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     

论盛唐送别诗酒意象的突破

送别诗源于《诗经》,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第一次大的发展,到唐代时又一次迎来全面繁荣。在这一过程中,“酒”也逐渐发展成为送别诗的主要意象。本文试以“酒”作为切入点,以盛唐送别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前代送别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酒意象在盛唐送别诗中实现了三大突破(数量上的突破、内容上的突破、意境上的开拓),成为送别诗的核心意象,对后世送别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突破,既与酒文化的发展和风俗的变迁密切相关,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盛唐文学的创作意识和时代精神

任何文学的兴起都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盛唐诗歌的繁荣 ,也离不开特定时代等因素的影响。在开元全盛时期开明政治的背景下 ,一代文人敢于突破儒家诗教狭窄的思想艺术标准 ,积极进取 ,乐观向上 ,以拯世济时为己任。表现了积极的历史主动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价值取向 ,正因为时代的发展与文人思想大体相符合 ,盛唐诗歌才会以昂扬进取的基调、雄宏壮大的气魄堪称于世。     

传神写照——论盛唐寄赠酬答诗中的士人形象

盛唐寄赠类诗歌中出现以士为主的人物形象,最直接地展示了盛唐人的精神面貌,是对我国古典诗歌表现范围的一次新的拓展.这一现象,与武则天统治以来,人们男女平等意识增强及玄宗时期对才士礼遇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淮南子》对道家文艺观的秉承与悖离

《淮南子》在迎合老庄以自然主义为主的文艺观的同时，也以积极的态度关注人生，关注现实，走了一条既秉承老庄又悖离他们的新路。秉承的焦点在于：文艺源泉归于“道”，审美理想归于“真”，艺术精神归于“情”。悖离的因素在于：从“言道”走向“物感”，从弃礼乐到提倡礼乐教化，从尚自然美到尚崇高美。     

论韦应物诗的盛唐情结

为探悉韦应物诗中所蕴涵的盛唐情结,运用分析、归纳等方法,通过对其诗歌中兼具的浪漫诗风、现实传统以及内敛、婉曲的表现方式的综合研究,认为经过从逃避到超越的人生涅磐,韦应物其人、其诗都成为盛唐气象不绝如缕的余响。     

悖离:四大传说悲剧结局的一种阐释

中国四大传说《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虽然人物、情节各异,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内在关系却颇为相似,那就是:1 男女主人公社会地位不平等,女富男贫;2 男女主人公角色错位,女方一反传统,主动追求,如白娘子之追求许仙,祝英台暗示梁山伯等;3 性格上女强男弱。这三方面都表现了与当时民众观念的相悖。四大传说的婚姻形态与民间文学中以团圆为结局的其他婚恋故事不同,与民众传统的婚姻观念更有着鲜明的距离,所以其悲剧结局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民众对与现行道德相悖的婚姻形态持否定态度的反映。     

悖离与游移:河南新文学的发生

在从清末民初开始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的中原文化与现代思潮、新文化运动思想背道而驰,中原文化的主要根据地——河南,与现代性的冲突与较量显得尤为激烈,公共政治、文化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复古与悖离趋势。对于河南现代作家而言,在“外省/中心”的对峙背景下,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性追求纠缠在一起,最终形成游移于两者之间的独特的河南新文学面貌与精神倾向。     

亲和与悖离——论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与城市的关系

文本中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它身上还负载着关于两性关系的文化密码.从张爱玲、王安忆等女作家的文本分析可知,“女子进城”这一女性文学创作内在模式,显示了女性与城市关系的两面——亲和性与悖离性.     

古代离别诗中月亮意象的社会心理内涵

月亮意象是中国古代离别诗中常见的典型意象 ,月亮意象积淀了独特而丰富的社会心理 :月亮意象柔和温馨的审美特征与离人的感情需求相一致 ;月亮意象的惟一性、共享性使离人产生超越空间的玄妙之感 ,从而获得感情慰藉 ;月亮意象是离人期待团聚的寄托与象征。探究古代离别诗中月亮意象的社会心理内涵 ,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古代离别诗 ,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内涵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论“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序的文体特征

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盛唐文化诗性品质的内核,在盛唐诗序中也有典型表现。具体为:从君王到普通诗人对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前途充满高度的自信,展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及宁静平和的氛围;展现出人们逸兴标举的精神状态、积极进取的豪迈情怀及恢宏壮丽的惊人想象;也体现在衰颓乱世时,人们对盛唐充满无限的追慕。从文体演变角度看,盛唐诗序处于由骈体向散体演进的过渡状态,具有骈散交织的特点,具有追求华丽壮大、气势雄浑的诗性品质,是诗序文体发展的重要阶段。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     

解读王昌龄宫怨诗的多重幽怨

以王昌龄绝句为代表的宫怨诗,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也比较复杂。它勾勒出了不同宫女悲惨一生的命运曲线,表现了宫女们无告、无奈、无尽的哀怨,并借此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身世之憾,同时对君王放纵男性权力,又不履行男性责任与义务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也蕴涵着人类在漫长等待中的深刻的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