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发展市民社会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不可忽略的过程

中国在探求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本国国情,但也不能忽视国际上的历史共同经验和基本规律。世界各国民主法治的进程都伴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市民社会是民主与法治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发展市民社会也应该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不可忽略的过程。市民社会的内核是自治组织,它与民主政治具有相同的民主运行机制,两者都以理性文化为基础,而规则意识则是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共同灵魂。因此,党和政府要重视并推动市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优化有关市民社会建设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也应预防自治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     

论我国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

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是指政党内部的各级领导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与普通党员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共同参与、上下互动的方式,依照宪法和法律民主管理政党内部事务的政党建设过程。随着政党入宪的日渐普及和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不仅对政党依宪治理外部事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对政党依宪治理内部事务也作了原则性规定,普遍确立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极大地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性化。在当代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和政党内部治理层面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党内部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防范政党对国家社会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域外许多国家都把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规定为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法原则。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     

党的群众工作创造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基于利益实现的逻辑

民主是在人的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建构民主的前提条件是要创造和培植民主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人在民主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群众利益是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根本。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基层民主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政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规范基层民主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群众工作体系是政党直接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实践载体和工作平台。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实现群众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基层民主发展的有效动力,群众工作过程就是群众利益的实现过程。实现群众利益,要求党的群众工作须以政权为依托,以服务为载体,以制度为支撑,以治理为机制,以法治为保障,来创造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的重要任务,关键是要把握协商民主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还存在公民民主法治素质偏低,立法、依法行政、司法水平和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着重加强青少年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民主法治教育,在发展民主制度、推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苏共亡国二十年祭:前苏联全民法治国家理论的法理反思

全民法治国家概念是前苏联由全民民主国家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概念。其核心要义是认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民主、人权、法律至上相统一的、超阶级的全民民主国家;其理论基础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纲领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前苏联建设全民法治国家的教训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是:要认清全民法治国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区别,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地位,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贯彻十七大报告精神 健全规范性文件民主参与机制

十七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的基础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公民政府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别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以法治国家为目标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 ,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明确了方向。法治区别于法制 ,在其内容、功能、实现条件等方面较法制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法治国家的建设是适应一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其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特色。确立法治国家目标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上 ,为根本解决社会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过程中 ,从人治走向法治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要发掘和利用人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始终必须处理好推进法治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要处理好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实施多样性的关系 ,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法治经验和坚持我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关系。     

新时代乡村基层民主治理困境及其现代化转型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基层组织体系得以健全完善，村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得到提高，村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信心得到增强，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但也存在传统封建思想和宗族意识阻滞村民民主意识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乡村治理主体流失，治理实践流于形式，法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度低等问题。新时代要促进乡村基层民主治理主体现代化，优化党委、政府、市场、社会、村民共治的内在结构，明确县乡政府与乡村组织的职责界限和利益边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处理好政府与乡村主体关系，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职能转型。健全法律体系，开展法治宣传，加大普法力度，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和村务公开等方面建章立制，强化民主监督。     

论包容性发展的政治建设视野

促进和推进包容性发展需要发挥政治建设系统的特殊作用和选择动态稳定的政治建设形式.包容性发展的内容体系在政治建设层面首先表现为民主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与法治建设发展路径相近、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法治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外在保障.包容性发展的民主政治建设内容包括政治参与的包容、政治群体的包容、政治差异的包容.包容性发展的内容体系在政治建设层面其次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的和谐支撑.通过推动体制的包容,增强政府行政能力,以建设责任型政府、效率型政府和法制型政府.通过实现治理的包容,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以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支撑.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对中国法治化作用的思考

农村社会组织的涌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结果。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能够为民主立法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从而有利于制定体现农民权益的＂良法＂;能够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力量,从而有利于监督、制约农村的公共权力;能够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培育农村法治建设的社会根基;能够形成新型的农民权利保障机制,从而有利于农民权利的保障。为了推动农村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政府必须解放思想、加强监督,为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农村社会组织要加强自律、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公信力。     

科学立法的内涵与诉求——基于“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

作为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内容的科学立法的提出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现状,抓住了我国立法领域的主要矛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谓科学立法,是指立法活动作为立法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在充分认识和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回应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的客观立法需求,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没有突出民主立法,这并不意味着是对民主立法的削弱,更不是对民主立法的否定。而且,就科学立法的实现而言,民主立法的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略论中国公民的法治观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从目前法治践行状况来看,不容乐观,令人担忧,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的法治观念淡漠。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它对法治社会的生成和运转起着重要作用。要从立法、司法、教育、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培育中国法治观念,促使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     

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立法完善新探

从功能论角度出发，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能够解决因市场失灵而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有助于国家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2019年底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发生的冠状病毒疫情危机而带来的防治挑战，对各个国家所属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不纳入法治化轨道，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推动预期可能会走向反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有其特殊国情，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国有独资企业的存在、国家社会保障相对落后、国家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对企业的特别要求等，都要求我们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时既要有比较法的借鉴，同时也要考虑本土特殊性。此次公司法修改要完善公司社会责任立法，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司社会责任可实施的法治路径，要综合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维度、法律维度、人权维度和公共维度，顺应社会回应型立法的发展特点，构建强制性规范和激励性规范相得益彰的科学规范体系。     

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变迁及能力创新

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级,省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顶层,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市县治理和乡镇基层治理都是以省域为边界展开的。地方人大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角色,合理调整“地方性事务”是地方立法的宗旨,地方法治扩散的对象通常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性质,“地方法治扩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和外生性驱动。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体制变迁方面,经历了从全国人大为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体制,到推行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体制,再到《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权”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能力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立法协商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手段。     

关于法治航天建设的再思考

法治航天建设是一项将各类航天活动规制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系统工程,其实质是在航天领域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统筹推进航天立法、法律执行、法律监督及法治能力建设等各环节,更需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加快推进法治航天建设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迫切需要,是打造中国航天事业升级版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法治航天建设工作还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认识有待提升、航天管理体制改革有待深化等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推进航天立法工作,将法治航天建设与航天管理体制深化改革进行有机结合,共同开创中国航天的法治时代。